2014年10月20日 星期一

前世今生 關於成功大學的歷史記憶 _ 2001

前世今生  關於成功大學的歷史記憶


身世成謎?

 


成大今年七十歲了,2001年11月11日是他的生日。但是,不明究裡的朋友,如果有機會到圖書館檢索有關成大的歷史記載,不免要感到困惑了。成大到底多少歲數?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的七十歲?還是剛過「知命」,未達「耳順」的五十五歲呢?為什麼不同年代的校史卻有著不同的計算呢?
成大的生日究竟在哪一天?是現在的11月11日?還是10月15日?10月25日?12月27日? 1月15日?其實這些日子都曾經是這個學校的校慶,為什麼一個學校的生日會有這麼多不同的說法呢?
不止於此,學校姓名也幾經更迭,最早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後來改稱「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又稱「臺南工業專科學校」,又稱「臺灣省立工學院」,何時才被稱為「成功大學」?「成功」二字又何所指呢?
今天的成功大學,在空間版圖上,比起七十年前創校時,擴張了不知多少倍。最早的學校空間,只是現在的「成功校區」,「勝利」、「光復」、「建國」、「敬業」、「自強」、「力行」,成大的腳印一步步往外跨,每一個新校區的命名,都可以嗅到反共復國的濃厚氣息。直到稍晚的「歸仁」、「安南」,才直接以新校區所在地名之。「光復」、「建國」、「自強」、「敬業」,原來都是陸軍營地,這麼陽剛的校區名謂,其來有自。但是在戰前,「自強」校區是甘蔗田;「勝利」校區是果園和竹林;「建國」、「敬業」、「力行」都是鄉林原野。光復校區戰後為國民政府陸軍接收,戰前卻是日本第二聯隊在九十年前為控制南臺灣的半壁江山所建立的軍事據點。第二聯隊的歷史,比起創校七十年的成功大學,又要早上近二十年。更有甚者,光復校區內有著兩百年前清朝在府城築城的東城垣,和自今天西門路、府前路口「乾坤大挪移」搬來的小西門遺址。而成功校區介於土木、材料兩系館間的路旁那幾棵金龜樹,是府城出了小東門通往大灣地區的主要道路的行道樹。
因此,從空間的角度來看,「成大」的歷史該是誰的記憶呢? 是兩百年前府城東郊的行商?是九十年前駐紮在第二聯隊的皇軍?是七十年前篳路藍縷、創業維艱的日籍知識分子?是六十年前在臺南高工南面種植芭樂的果農?是四十年前在省立工學院旁思念故國與雙親的流亡中國戰士?在今天成大的土地上,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上演著那些人與那些故事,歲月流轉,譜成奇宕詭異的多重樂章。
這學校的身世如此複雜,曲折離奇,叫人難以捉摸。正因為如此,探尋學校的歷史,傾聽過去的故事,撿拾失落的記憶,拼湊每一代人的願景,竟成了一樁饒富興味、引人入勝的差事。


回溯歲月的足跡

 

1955年,在昇格為省立成功大學前一年所編印的《臺灣省立工學院概況》的「簡史」中如此記載:「本院前身,為日本臺灣總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創立於民國十六年,初僅機械工程、電氣程及應用化學三科,繼增電化、土木及建築三科,共為六科,易名臺南工業專門學校,直屬臺灣總督府。規模頗為宏遠,設備完善。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本省光復,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省聘王石安氏為校長,擴充建築,增加設備。三十五年十月,政府為適應建國需要,培植工業人材,明令昇格為省立工學院,即以王氏為院長,改院以後,員生增多,課程加重,爰改六科為六系,別設共同必修科……。」
1976年,為慶祝「三十」週年校慶,委由中文系的呂興昌先生編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紀要初編(1946-1976)》。倪超校長作序時如此發端:「本校歷史雖由日人於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創設台南高等工業學校開始,但彼時日人實施殖民地教育政策,其目標乃培植其南進侵略所需之人才。故學生全屬日人,而本省子弟能入此校讀書者不過百分之三。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翌年二月,改為台灣省立工業專科學校,是年十月十五日,奉令升格為台灣省立工學院,而教育政策及目標均依三民主義原則;全民教育機會均等,為國家培植有用人才。」而《校史紀要》本文的編年紀要中,僅在1946年的第一條紀事中,以短短百餘字,交待了戰前十五年的學校歷程。
其實,早在1971年時,羅雲平校長即曾在一次行政會議中表示:「本校校史之創始,應從光復起計算。至日據時代之設校經過,可簡要敘述。並應特別指明,日人設校之目的,在培育日人,助長侵略,與現在教育宗旨之不同。及當時限制本省同胞就學之實際情形。」羅雲平、倪超兩位前後任校長的說法如出一轍。對戰前臺南高工時代就學機會的不平等,基本上是事實的陳述,只是,一個學校的歷史,是否因此就不能承認,也許在今天會有不同的角度。
又過了十年,夏漢民校長任內,由當時任祕書的李金振先生主編,出版了《成大四十年》。這本校史呈現了較活潑的風格,卻更直接地以1946年作為成大歷史的起點。〈簡史〉中追記學院原始:「隨著抗戰勝利,本省光復,許多原為日人所創設的學校紛紛改制。現位於台南市大學路一號的國立成功大學原為日人所設之高等工業學校,亦於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後改為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校。首任校長為王石安博士,時值八月。翌年十月本校升格為省立工學院。」
有趣的是,剛編完《成大四十年》,不過四年,學校又開始規劃要編纂一部新的校史,計劃在第二年(1991年)出版,記錄學校「六十年」的歷史。後來以編年體行世的《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副題「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其中戰前十五年的部份,約佔全書近五分之一的篇幅。
換言之,在1990年決定要重編校史之前,成大的歷史都是從1946年國民政府接收之後算起。自1931年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1944年短暫改制為台灣總督府工業專門學校,乃至戰爭結束,1946年初,王石安校長接掌校務,學校改稱「台灣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校」之前的十五年,在1990年以前的校史記憶中是不被承認的,即或提起,也只是草草幾行帶過,並加以「扭曲褊狹的殖民教育」、「為日本帝國主義南進侵略培植人才」等負面評價。
其實,學校的名稱往往有兩段,後段的稱謂,不論是戰前的「高等工業學校」、「工業專門學校」,還是戰後的「工業專科學校」、「工學院」、「成功大學」,基本上只是學校體制的成長與發展,分別表述不同階段的學校規模與其在整體教育體系中的角色位階。但是,前段的「臺灣總督府」,還是「臺灣省立」、「(中華民國)國立」,才決定了1990年前的校史敘事觀點。換言之,學校歷史的記憶,「學校本身」並非唯一的主體,學校的政治隸屬卻決定了歷史記憶的長度。這不只是成大一個學校的特殊問題,我們知道一切戰前成立的學校,在九○年代之前,校史的開端是整整齊齊地放在1946年。這同時也是戰後臺灣歷史的集體失憶,從1895年到1945年之間的臺灣歷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整整半世紀的歷史,好像憑空消失般地,硬生生從人們腦海中抹去。
正如同九○年代以後,臺灣社會重新審視自己這島嶼上的歷史,將1895至1945半世紀的歷史重新記憶,儘管有著各種不同的敘事觀點之間的爭議,但是「該去述說這段時期的故事」本身,似乎是難以動搖的基本共識。一個學校的歷史,正如一個人的生命史,應當從他誕生的那一天算起,不論他的身世如何迷離?童年如何坎坷?長輩如何教養?青春如何叛逆?中年如何保守?行路如何曲折?那就是一個學校的一生,悲歡離合,都該被原原本本的記錄下來。


為學校慶生

 

麻煩的是,這個學校誕生的時日,卻也有著不同的說法。不僅是學校的歷史因著時代情境的遷變,有著不同的記憶選擇,學校的生日,也幾經更迭,每一次的改變也都有著不同的理由。
先看看兩份1953年省立工學院與省教育廳往返的公函。在第一份院方呈請訂定校慶的函件中提到,教育廳曾經在1月10日發令:「本省光復前創辦之各級學校,應以十月廿五日為校慶紀念日,飭遵照。」但院方請求:因本校於民國三十五年核准昇格為學院,「可否即於十月十五日本院昇格為工學院之日為本院院慶日?」教育廳覆文曰:「准予備查。」
若依教育廳先前發佈的命令,臺灣將有許多學校有著共同的校慶日:十月廿五日。這一天代表的是臺灣重回祖國懷抱,打個比方,是失散多年的兒女回到母親的懷抱,因此,不論兒女原來的生辰,一律以此日作為他們的生日,藉以慶祝新生,並遺忘新生前那不堪回首的過去。
學校的歷史從「新的生命」算起,學校的生日自然也就是獲得「新生」的那一日,這是同一個邏輯的。而一個學校的生日如何訂定,必須經過上級行政主管機關核准,也可見得當年學校的自主性如何了。
在1980年11月11日出版的慶祝三十四週年《國立成功大學校慶特刊》中,已退休的機械系謝爾昌教授如此寫著:
我政府在臺北市受降之後不到幾天,政府所派之羅宗洛校長就接收了當年臺灣僅有的一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而把它改稱為「國立臺灣大學」,但是設在臺南的工業專門學校遲遲沒有人來接收,當時在校的學生一方面在日籍校長、日籍教授之教導下上課,一方面癡癡地等新校長的來臨。當時我們的心情是相當焦急的。總算到了三十五年一月間首任校長王石安先生到任,校名也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而且王校長到任之後校舍修繕的工程進行得很快,到了同年十月十五日,本校奉令昇格,改稱「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了慶祝昇格以及各項修繕工程的完工,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行了「工學院展」,各界來賓蒞校參觀盛況空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蒞臨該慶典會場(現格致堂)訓話,而該慶典中王石安校長當場宣佈,定十二月二十七日為校慶日。……民國四十二年本校經臺灣省教育廳核准改以十月十五日(……)為校慶。事隔十二年,到了民國五十四年,羅雲平校長剛上任不久,宣佈改以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為成功大學的校慶。
據謝爾昌教授的回憶,戰後本校的校慶凡有三:年,王石安校長宣佈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工學院展」的慶典首日為校慶;1953年,改以法定昇格的十月十五日為校慶;1965年,再改以十一月十一日為校慶,延用迄今。今年的七十週年校慶即是以十一月十一日為斷。
那麼,十一月十一日又是怎麼來的呢?1965年11月1日出版的《成功大學校刊》120期中報導:
本校校慶原為十月十五日,係工專升格為工學院之日期,作為校慶日原無確切意義。由於十月份學期將將開始,加以十月份慶典較多,故施行以來,諸多不便。經查本校校史,四十五學年度本校奉省令改制後,當時省府嚴主席曾於十一月十一日首次蒞校巡視,爰改以此日(十一月十一日)為本校校慶日,業經呈奉臺灣省教育廳54、10、24教一字第六七二一四號令轉頒教部臺54高字一五九八九號令,核准自本年起施行。
1953年校慶改訂函
真相大白,原來十一月十一日是嚴家淦在省主席任內「巡視」本校的日子。如果說升格為學院之日「無確切意義」,那麼,上級長官巡視的日子,又有什麼確切的意義呢?
如果追溯這個學校呱呱落地,其泣喤喤的日子。根據《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在1928年7月,臺灣總督府決議要在臺南創設一所高等工業學校,通過籌備、校舍營建等預算,並決定創校初期先設機械工學、電氣工學、應用化學三科。1929年,以前南滿州工業專門學校校長今景彥負責籌備事務。自1929年起,預定各科學科長的日籍教授陸續從日本出發,先在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任用。1931年1月15日,高等工業學校籌備處開始在總督府文教局內工作,第一任校長若槻道隆和七位教職員開始正式任命。3月16日至19日,第一屆入學考試在臺北、臺南兩地進行;3月23日發出錄取通知;4月10日,在新建理化實驗室的物理實驗室中舉行第一次入學宣誓典禮。
戰前的臺南高工時代,學校的校慶一直是以創校之際的校長、教職員正式任命並執行事務的1月15日作為校慶(當時稱「開校紀念日」)。學校的主體如果說是教師與學生的話,1931年1月15日,教師開始正式工作;4月10日,學生開始宣誓入學。戰後校慶的選擇標準有二:以昇格日(不管是法定日期還是慶典日期)為校慶,當學校改制,校慶就當更易,也許會切割了學校在歷史生命上的整體意義。以上級長官巡視日期為校慶,則是喪失了學校自身的主體價值。在為學校七十歲慶生的當頭,也許有點尷尬、但似乎不可逃避的是:我們恐怕得再審慎考慮校慶的時日了。


必也正名乎!

 

以父之名?

 

七十年來,學校曾經有過的名字依次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臺灣省立工學院、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其中兩個階段極為短暫,只是過渡時期的定位,可以不論。
其實上述的名字,大體可以分成三截:最底下的「高等工業學校」、「工業專門學校」、「工業專科學校」、「工學院」、「大學」都是在學校體制中的定位稱謂。冠於校名上頭的「臺灣總督府」、「臺灣省立」、「省立」、「國立」是政治意義或行政意義下的學校歸屬說明。真正可說是學校名稱的,是夾在中間的「臺南」、「成功」。
前面提過,校名當中的政治或行政歸屬的頭銜,其實決定了政治掛帥時期的校史敘事。這也透露了那樣的歷史敘事是把政治擺在知識的上頭,把學校的主體位置,由學校的政治(行政)隸屬關係來鳩佔鵲巢。
也許可以作個未必貼切的比喻:校名的第一段是「姓」、第二段是「名」、第三段則是「身分」(如先生、小姐、教授、課長)。
當我們把政治還給政治,「姓氏」存而不論;「身分」如何,關乎教育體制中的角色位置,自有其客觀訂定的標準;這裡所要討論的,只是屬於「名」的部分,也就是,學校如何命名的問題。
很尷尬的是,成大曾有一個時期是有姓有身分但卻無名的小子。
「省立工學院」,「名」在哪裡呢?「工學院」只是個普遍性的學院分科,任何大學中都可能有工學院的設置;而「省立」只是個行政歸屬。「省立工學院」竟是個沒有「名」的學校。於是1947年5月,院長王石安乃陳請省主席魏道明,為「省立工學院」正名,簽呈中云:
竊以本省光復未久,青年學子,因久受日本教育之影響,思想見解,已成定型,欲加變換,非朝夕可以奏功。必使耳所濡目所染,咸含有國家民族之氣氛,
然後可以潛移默化於無形。謹以 國父中山, 主席中正,均為我國家民族代表之人物,其「盛德」、「豐功」、「佳言」,均足以顯揚國家民族之殊光,激發青年仰止之至誠。倘以其名名本院,為臺灣省立中山工學院或臺灣省立中正工學院,使一般學生念茲在茲,刻不忘懷,則加強其民族意識,增進其愛國思想之作用,實至大也。是否可行,理合備文簽呈。

呈請改名中山中正函

這份是文書組藏的簽呈初稿,實際簽呈有否改動?不詳。在文書組檔案中亦未見省府覆文。簽呈擬於二二八事件後不久,王石安院長也許是認為這樣的改名方式,易於為上級所接受?據王石安自述,最初他向層峰建議的校名即為「成功」二字:
復舊工作甫及一年,及奉層峰命令改升為台南工學院,不久又奉面諭改為綜合性大學,當時因鑒於文法學院畢業生難謀出路,故提議專辦醫、理、工、農四院實科大學及工學院再增添六個學系,校名宜為紀念鄭成功,特定名為成功大學,政府以當時經費不易籌措,未即照准,無幾二二八事變發生,政府改組,此事遂寢。(王石安,〈播種六寒暑,豐收一甲子〉,《成大六十年》))
在1946年6月15日,王石安校長簽呈請教育處長范壽康轉呈行政長官陳儀,力陳省立工學院「不可不昇格者七」時,明確地說:
又查台南之地、位居本島南部。鄭氏所都、漢化初基。文風之盛、最冠全台。夫日寇竊據、省會始移、文物與之遷移。新興小邑、寖成音樂、昔日名都、漸歸荒寞。頃者、初慶光復、百端未及盡興。教育設備、或仍舊貫,然而文化發展、要當均衡、文化中心、未可偏置。前者風聞、盟邦將在本省開設大學。事未有稽、而省人已紛紛論議、以為應在台南。最近倡議之延平大學,據云亦擬設於高雄。此其事之可成與否、姑置勿論、而即此足見省人望南部大學之殷切。期期必爭、初非無見。誠以大學者、文化學術之先導台北一地、文理工醫諸科學院、無慮十數。台南自當有一學院、以維持均衡之勢。本校誠能改院、庶幾可濟文化偏置一隅之弊。(《檔案》1946年總務類土地項,〈校地擴充計劃說明書〉)
王石安校長提到設置延平大學之議,力爭當建校於臺南,以臺南工業專科學校昇格以副之,可見「延平」、「成功」確為當為王石安考慮的新校名。這樣的構想,當在昇格為省立工學院之前。
正名改名之議兩度受挫,省立工學院當了近十年的無名學校,一直到了1956年,要昇格為綜合大學時,才正式定名為「省立成功大學」,「成功」二字,自來就是為紀念鄭成功而命名,從無異議。當然,對鄭成功的記憶與想念,和國府偏安臺北的歷史情境有著絕對的關係。白崇禧回憶成功大學設校於臺南之事,有如此說法:
本省人士黃朝琴、陳啟川、黃國書等要求辦「成功大學」以紀念鄭成功,但台北、台南兩方人士對設校地點意見不同,台北人主張設在台北,台南人士主張設在台南,他們要我請各紳士們來談談,我請他們來我家吃茶討論。雙方辯論甚久,後來我說:「在台北有台大了,鄭成功在台南意義重大,同時台南原有工專,可以改工學院,醫院可以改醫學院,法學院比較容易。我不是臺灣人,不會有意偏袒,在台南設一個成功大學比較合理,將來在台中亦可成立一間大學。」(白崇禧,〈參加國民大會回憶〉,《白崇禧口述歷史記錄》下)
於是「成功大學」就這麼誕生了。他的歷史上冠著不同的「姓」,也因不同的「身分」而有著不同的稱謂,但是他的「名」始終只有兩個,前是「臺南」,因地制名;後是「成功」,因人稱義。


成功、勝利、光復、建國、自強、敬業、力行……

 

除了學校的命名,有著耐人尋味的轉折外,成大校園的特色是:他是逐年漸次向外擴張而來。因此,在校區與校區之間,有著過去來歷的刻痕,市區的開放道路分隔了每個校區,即使學校一度想將相關道路地下化,校區整合為一體,但是在校內外的協調上不能得到共識,最後還是作罷。
成大校區之命名,始自1966年新取得光復營區,校區由原老校區,和1950年代初取得南面新校區的果園,作為學生宿舍和普大教授宿舍區,並在1950年代末興建總圖書館之後,新增了光復營區,學校擴大為三個區域後,必須重作命名,才好清楚定位。1966年11月,校慶典禮中,羅雲平校長宣佈:
獲得光復校區後,本校面積已增,決定劃為三個區域:光復營區改名光復校區,將為文學院及商學院區域;大學路以南,勝利路以東,定名勝利校區,括有總圖書館、游泳池、棒球場、學生宿舍餐廳、教職員宿舍等;校本部定名成功校區,為理工兩學院區域。(《成功大學校刊》128)
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政治接班形勢已成定局,當時的蔣院長提出十項行政革新,倡導儉樸風氣。耶誕節前後不得以任何名目跳舞,各機關的招待所皆須撤消。因此戰後由校長官邸改設的招待所必須重新定位,故有更名之議。在1973年3月5日的行政會議上,倪超校長交議「為本校成功校區招待所及小禮堂命名」,議案說明云:
自從  蔣院長提出十項行政革新後,各機關招待所均已撤消,本校招待所撤消後,為便於同仁對該處之識別及稱謂,應予重新命名。……小禮堂原為禮堂,自成功堂建成後,大家以「小禮堂」名稱沿用至今,並應予以命名。(《國立成功大學校刊》14)
到了3月26日的行政會議上,在初擬的八則中,選定原招待所改名「新園」,小禮堂為「格致堂」。(《國立成功大學校刊》15)這兩座重要的建築空間得名的由來如此,這大概是成大校園內部建築或空間少見的柔性及典雅的命名特例,與之相當,具有書卷氣味的,也許要數禮賢樓和大成館了。
1983年6月8日,由於學校新購得預八師與運輸群校地,必須賦予稱謂,在行政會議上,夏漢民校長交議命名案,提案中建議將預八師營地命名為「敬業校區」,運輸群勝利營區命名為「自強校區」。獲會議同意。(《國立成功大學校刊》95)這兩個新校區,也就踏著「成功」「勝利」「光復」的足跡,繼續「敬業」「自強」了。
那麼陽剛氣的校區名稱,當然與戰後的長期威權統治和戡亂復國的時代氣氛有關;也和成大校區多半接收原軍事營地有關。如今時代改易,再耳聞如此戰鬥氣息的稱謂,不免和大學作為知識的神聖殿堂的意義有所扞格。如果榕園有一天被稱作「光復園區」或「自強園區」之類,恐怕當我們躺在柔軟的草地上仰望仲夏夜的星空時,也難以興發「貢獻於宇宙之精神」那樣的悠遠而深刻的思緒感受吧!

記憶與遺忘

 

寫一個學校的歷史,就是說這個學校過去的故事;說故事的人,憑藉的是他心中的記憶和他搜集來的記憶。但是,一個學校過去的故事,誰來記憶?誰來搜集?誰來述說?記憶怎麼選擇?搜集遺漏多少?述說如何串起情節?………

一個學校的歷史,是誰的記憶?

 

或者說,誰的記憶才能夠成為學校的歷史?今天的成功大學,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加入了不同的空間。以今天對各空間的稱謂,1931年,臺南高工創校初期,在成功校區建立校園;1950年,省立工學院取得了勝利校區;1966年,省立成功大學接收光復校區,校地遽增一倍;1970年代,原砲訓中心成為國立成功大學的建國校區,成為醫學院與附設醫院的基址;1980年代,陸軍預八師營地的局部成為敬業校區;公路局監理站和臺汽保養廠(原來也是砲訓中心營地的一部份),成了力行校區;而陸軍運輸群基地從八○年代至九○年代,陸續加入成大,成了自強校區,分別安頓新成立的航太系所和移植創校元老的機械、電機、化工三系所。這些是緊臨著老校區的新版圖,還有八○年代的歸仁校區和九○年代的安南校區,恐怕是多數師生不曾到訪、甚至尚未知曉的。
加入成大之前,每個空間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原來的主人翁上演著不同的故事情節。也因此,今天的成大,以空間而言,承載了遠超過「成功大學」一個學校的歷史記憶。有些地區,還保持了約半的空間證據,來記憶之前的歷史,如成功校區。有一半的建築與空間,大致還是六、七十年前的模樣。有的地方,只下了幾個代表的景緻藉供流連憑弔,如光復校區。有的地方,則完全打破,徹底改造,如建國、敬業、自強等校區。三十年前在那兒生活的人們若重回故地,是真正的景物全非,不堪回首。
1970年的空照圖

看著這張1970年左右的空照圖,照片的上邊向著西方,右側寫著「新校區」的區域,包括現在的建國、力行二校區,是原來的砲訓中心,是典型的軍事基地佈局。東側是南向的司令臺和大操場,西側則是一棟又一棟南北排列的營舍。如今,勝利路從兩列營舍當中穿過,東列的房舍拆除,成了成大醫院;西列的房舍也拆除,先是臺汽保養廠,後是力行校區。司令臺及其後方營舍拆除,大操場重新整地,就是現在的成大醫學院。
自強校區舊照

再看看這張1980年代末期的舊照,下方的道路是長榮路,遠方的大樓是成大醫院的醫師宿舍,畫面所見雜草叢生的是陸軍運輸群基地故地。現在這片空地上矗立著四幢龐然巨物,分別是造船、機械、電機、化工四個工學院的系所,四幢大樓的北面是佔地遼闊、可以裝得下好幾個成功操場的大操場,當然,也因此,成功操場結束了他六十幾年的生命,成了新總圖書館和館前仍未成形的廣場。
在建國、力行兩校區,三十年前後,連一絲絲故地的記憶都不留下。物換星移,原無是非可說,只是徒惹念舊者傷感罷了。

操場與湖,還有城垣的故事

 

許多人都知道,今天光復校區的成功湖,原本是一片平地。在三十年前,因為要闢建光復操場,需要大量的土方,當時物力維艱,於是乃挖土成池,光復操場與成功湖,乃同時誕生。成功湖成為成大校園重要的景緻,論者往往歸功於羅雲平校長的遠見與魄力。
我們在1970年4月出版的《成功大學校刊》155期中看到這一則報導:
本校除新建之體育館已落成外,本學期更新建大運動場。新運動場總面積約二萬六千平方公尺,已完成平整地基工作,因地形低窪,現正進行填土工作,預計共需土方兩萬立方公尺;如向外購買,需款頗巨,為求樽節經費,除將商學院館前側邊之舊城牆土圍鏟平取用,約可得九千立方公尺外,並將在光復校區文學院館前挖取土方,約為一萬一千公尺。預定計劃挖成一小形湖泊,深度由一公尺到一公尺半,並美化佈置,使之成為池景,供為師生課餘遊憩欣賞之校園風景之一。此一由闢建大運動場而成之「副產品」,或將命名為成功湖。
再檢視1970年左右的空照圖,大學路西段仍未開通,火車站後站還沒出現。商學院西南側的光復操場仍是一片低窪雜亂草澤。文學院北側的成功湖也還是平地。交管系左側是後來中正堂所在地,沿著交管系、會統系、文學院東側,也就是勝利路西側,直到今天小西門處斜向北北西方向,即是清府城東城垣殘存段。從1967年畢業紀念冊中的學校平面圖看來,在今天中正堂東側靠勝利路邊上,有一段舊城垣;往北走,今天管理學院側邊已無城垣遺址,再到今小東門殘垣處,直到小東路邊,又是一長段城垣。就是這段城垣,讓成大校園所保留的歷史記憶可以上推兩百多年,直到清乾隆年間(1788年改建為三合土城垣)。但是這段城垣殘址,在實用的眼光下,只是一道不起眼、甚或有礙觀瞻的土堆。鏟平再利用,似乎沒有比這更完美的結局。於是,在1975年畢業紀念冊的學校平面示意圖中,成功湖出現了,而光復校區沿東側勝利路一線,南段已不見城垣的標示,北段則自今小東門城垣處直到小東路邊,還殘留了整個光復校區東邊三分之一強的長度。(建國校區的砲訓中心,和長榮路東後來自強校區、當時的陸軍運輸群營地,都還是原貌)
1967年畢業紀念冊中的學校平面圖局部

1975年畢業紀念冊中的學校平面圖

1980年代初期,光復校區東北隅、圍貼著舊城垣的違建拆除,學校在成功湖東面新建文學院大樓(即今中文系館),於是又將最北段拆除。原來長長的城牆只剩下一小部份。學校才剛向臺南市政府爭取遷移小西門城樓遺址安放在原小東門處,創造了一個易地重置的歷史古蹟,卻又接二連三地拆除了真正存在於原址的東城垣,其中的思惟邏輯,值得反覆三思。
小西門與小東門舊城垣

修齊大樓城垣處挑空造形

 

大榕樹的身世

 

當成大在1966年接收了光復營區,將營區改造成校區,但名稱沿用「光復」二字,我們可以在變與不變之間,窺探出時代共相與殊相的分際。此後,學校的重心逐漸轉移到光復校區。最早只是將較晚成立,居於學校邊緣角色地位的文、商兩學院遷至新校區,再來則是1969年行政中心遷至大成館,而光復校區既有的榕園和後來挖掘的成功湖,乃成為臺南市民共享的開放空間。相對於較寧靜的成功校區,光復校區的南面的榕園、成功湖,北面在1990年代改造成廣場,尤其是朱銘的「大對招」展示的那兩年,不止是成大師生,更是臺南市民共同的重要生活空間與記憶場所。
光復校區所蘊藏的歷史記憶還不止於此,他同時是戰士們戍守的空間。1998年詩人亞弦受邀到成大進行駐校作家活動時,回憶1950年曾隨陸軍第八○軍第三○四師,在光復營區待了兩年。當時還「向一個姓馮的小兵學拉二胡,迷上那種『啞啞吐哀音』的味道,時常一個人抱著二胡,鑽到團部營房,也就是現在成大舊文學院館下方的通氣空間,透過啞啞的弦音,發抒思鄉之情。那時他們這些小兵從勝利路對面省立工學院的教室外面經過,偶爾看到大學生在黑板上寫下的詩句,對大學生活實不勝欣羨之至。」(《國立成功大學校刊》195,詹伯望的報導)
1945年前,這個空間還是長達三十餘年的日本步兵第二聯隊的大本營。當時日本在臺灣駐軍兩個步兵聯隊,第一聯隊在北部,最重要的基地正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除了作為威權統治者的紀念空間,還是九○年代初臺灣政治社會反對運動的重要場所。兩個聯隊,兩種不同的轉世投胎。
大成館與大榕樹的童年

看看這張照片,其中主體的房舍似曾相識,原來就是現在的大成館。那麼,那棵榕樹呢?能想像嗎?那就是今天成大最重要的地標,榕園中最華麗、最雍容、也最盛美的那棵大榕樹。這張照片取材自《臺南打狗寫真帖》,由歷史系何培夫教授提供。當時這棵樹種下應該還是不久,照片的年代當是1920年代。因為我們從別的資料裡很明確地可以知道,那棵樹是在1924年(也就是日本紀年大正13年)種植,植樹者是當時的裕仁皇太子,第二年,裕仁太子登基繼位,第三年改元昭和,同樣是這位天皇,在1945年下詔終戰,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也讓臺灣總督府臺南高工成了中華民國臺灣省立工學院。
歷史系退休教授梁華璜先生提供的資料,是一位戰前第二聯隊的臺籍戰士編集的紀念專冊。(《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皇太子植樹儀式、剛種植不久圍著柵欄的榕樹,照片經過輾轉重製,雖不清晰,還是顯然可見。第二聯隊的大門,在今天前鋒路上,靠近建築系館位置。同樣的空間,半個世紀以前進行的是如圖所示的「軍旗祭」,遠景的房舍是被服庫,後來成為都計系館,又於九○年代拆除改建,仍為都計系館。
皇太子植樹儀式

種下不久的大榕樹

第二聯隊大門

軍旗祭

舊都計系館
日本紀元平成元年,也就是1989年,台步二會戰友在榕園舉辦追悼會,並於大榕樹下合影。對這些老戰士而言,榕園還是青春時操練戰技的揮汗之處?大榕樹還是敬畏的由天皇陛下親手種植的神聖遺蹟嗎?他們的故事與記憶,該不該寫進成功大學的歷史呢?
台步二會戰友榕園追悼會

1933年(昭和8年)拍攝的第二聯隊營地空照圖。榕園的大榕樹還沒有今天的華麗壯觀,成功湖當然尚未開挖。榕園南側,自東而西,分別是歷史系館、大成 館、禮賢樓,是現在仍殘存的第二聯隊營舍的象徵性地標。照片上方(西面)是市區,第二聯隊以北、以東、以南,都是鄉野之地。這張地圖具體地保留了七十年前 「第二聯隊」的歷史空間記憶。

 

老校鐘的飄零

 

1952年,當時的省立工學院院長秦大鈞,致函聯勤兵工署,陳請如同之前曾為臺灣大學所鑄的校鐘一般,依樣再鑄造一座鐘塔暨大鐘,贈予本校,以便利校區幅員廣大的省立工學院上下課、集會傳達之用。經過幾次的公函往來,聯勤兵工署如約送來校鐘暨鐘塔一座,學校將校鐘放置在今化學系館東側牆邊。以當時舊校區而言,校鐘的位置約略是中心點,的確能達到實用的目的。自此之後,畢業紀念冊中經常能見到校鐘的身影,顯然他也成為校中師生所喜愛的一景。但是,他也從來不曾有著什麼樣的傳說流轉,漸漸地,也有些師生不知道學校中有這麼一座校鐘,即使匆匆在工學路上往返,也常是「縱使相逢應不識」。



省立工學院與聯勤兵工署往來函件

九○年代末,學校將校鐘遷到工學路南端,重做水泥鐘塔,於是過去拍攝鐘塔那樣的仰望姿態,被平視的姿勢所取代。穿上沉重新衣的老校鐘,飄逸、神聖的風采不再,週邊也沒有任何解說文字,行人匆匆,少有人在那兒駐足。鐘聲不再響,彷彿也不必再響,因為校內早已改用電子音響傳遞上下課的消息。因實用目的而生,也將因實用價值的消逝而亡,似乎不值得一聲哀悼!
老校鐘的仰望角度


同樣的一口鐘,在臺灣大學椰林道旁,在文學院與行政大樓連結線的中點。校區如何發展,他始終是臺大的中心。傅斯年說:「一個人一天除了工作、吃飯、睡覺外,還要留兩個小時來思考。」據說因此鐘聲二十二響,每天不斷地提醒臺大人傅故校長的金玉良言。鐘名「傅鐘」,鐘與人相繫,因此也接上了那人的智慧與精神。傅鐘不為報時,而是「天之木鐸」。
成大老校鐘的飄零,讓人感傷的不止是鐘的命運!


想像未來

 

一張未實現的校園改造藍圖

 

在1986年11月出版的《成大四十年》中,擺出了一張「未來校區規劃」圖,將成大的各校區作整體的重新規劃。校區規劃的緣起是「窮理致知」牌樓因妨礙交通之故,而有遷建之議。因遷建的考慮地點為成功校區大門,而該處縱深不足,校方乃考慮拆除K館與格致堂,興建新行政大樓。由此進一步發展為對整體校區作重新規劃。而後又結合勝利路成大段地下化、校區重整重新定位、在新行政大樓北側興建新總圖書館構成校本部;又以一東西向的林蔭大道形成學校的主要軸線,軸線西邊以光復宿舍為端點,東邊自強校區新建的多功能集會中心為端點。除校本部與林蔭大道構成的中央軸線外,各學院又重新規劃其空間分配。
一張未實現的藍圖

文學院以新文學院(今中文系館)為基礎,跨過將地下化的勝利路,包括成功校區的新園、迎賓苑以迄小東路邊的完整空間。
理學院佔有當時的行政中心(今數學系館)、工程科學中心,及成功操場的南半部。
工學院依各系所相關程度又別為四區,分別擁有成功校區工學路以東,及自強校區南面的空間。
管理學院包括目前的管理學院、中正堂和跨過已地下化的勝利路,連接綜合大樓和機電化大樓。
醫學院以建國校區為主體,合併敬業校區和力行校區東段,自成一完整空間。
大體看來,這項牽連眾多、整體重劃的校園新規劃案,設計的基礎是勝利路成大段的地下化,讓光復、成功兩校區打通為一。一切的規劃都在校區合一之後重作整合。而規劃重點在東西向軸線的建立,在軸線中段,約略是全校地理中心位置,以新建之行政大樓與總圖書館和開闊的校門廣場,建立校本部的核心區。又將教學、行政、生活、綠地與運動區重新界定。教學區中,將各學院空間重分配,讓每個學院在空間上成為完整的區塊。

勝利路成大段地下化示意圖
這項規劃案後來因種種阻力終未能實現。首先是勝利路地下化,不能在校內外協調出共識;其次是校本部的建立須拆除K館和格致堂,遭到校內師生強大的反對。這兩個關卡不能通過,新規劃案自然成為畫餅,也只能成為成大校園中的一份歷史文獻。

成功操場的黃昏

各位同仁,讓我們一方面懷念成功大學創校六十二年來過去的輝煌歷史,一方面更展望未來數十年、數百年之輝煌遠景。……各位同仁,讓我們從更大的時間與空間的角度來思考總圖書館的位置問題,在理性考量下作出智慧的決定,使今後校園的發展更臻理想,在未來校園在發展歷史上會肯定而非遺憾我們此刻之決定,而我們也都能驕傲地告訴我們的子弟我們參與了此一決策。
馬哲儒,致全校同仁公開函,1994年6月21日
大學之總圖書館為大學最重要之公共建築。其位置攸關校園之空間結構。如立一基石,而後可長久。如位置不當,則結構不立,則校園空間自必崩裂。若無結構概念,自然沒有「位置」之議題,何處皆可。若然,環境品質為奢侈物,而建築與都市設計亦為無聊之專業。
王明蘅,〈安置一基石:關於總圖書館的位置〉
1994年4月,校務會議決議新總圖書館於成功操場北半部興建,6月份,近六百教職員工連署反對,6月28日校務會議進行複議,不成。1997年,新總圖於成功操場動土,成功操場走入歷史。
這是自八○年代建築系翁金山教授提出的校園整體規劃改造案後,事隔不到十年,再一次的校園再造運動。王明蘅如是說:
成功操場司令臺
新總圖書館
在複議案交付校務會議討論之前,馬哲儒校長寫了致全校同仁的公開函,力陳新規劃案可大可久的歷史意義。總務處提出說帖,主要設計者,建築系王明蘅教授雄辯地陳述校園(Campus)規劃的精神。
成功大學校園規模今已定型,由早期成功校區逐漸擴大。先前於限制條件下,將運動場置於教學區,將圖書館置於宿舍區,雖不當,但可接受。如今則應各就各位了。欲各安其位,當要一結構,其購想可見所附之圖。構想之始,當先確立現有校園中,應永遠保留而不得變動之建築物及綠地。其次當考其他建築之組織紋理,以及可以變動或日後應拆除者。而後賦予一骨架,使肌里得以依附。主要骨架有二,其一為成功校區中央南北向之區帶,其中包括應保留之舊數學館及格致堂,以後亦應以低密度安置各種公共建築,於一端以總圖書館結合研究教學區,另一端則為學生活動中心(即現總圖書館位置)銜接宿舍區。另一骨架則為東西向綠蔭帶,自西邊光復校區學生宿舍,連通成功校區,至自強校區東邊之入口廣場。此二骨架皆為線性之區帶,其交會處,即當為Campus之所在,亦即預定之總圖書館前之中央綠地。目前雖然規劃只有榕園般大小,而日後在現今的數學館及測量系館,年限到時,可保留為開放空間,以完成此一中央綠地之規模。
………
大學為文明之搖籃。世界上各政權飄搖更替,而許多大學仍然昂然豎立數百年,巴黎大學已有七百餘年。哈佛大學已有三百五十餘年。成功大學論年齡仍為稚子。於其幼,當強其筋骨,方可期其成長偉健。於成功操場,皆有感情。此情或為一時之私。後代或另有其情所繫。總圖書館位置之決定,依情依理,是難是易,誠為當下師生智慧之考驗。
王明蘅的規劃構想
王明蘅畫出了一幅成功大學的遠景,這樣的遠景必然在取捨與更動上,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見解與情感的牽繫。正如同歷史研究者常會幻惑於長時段大歷史與短時間歷史事件之間,在歷史的情與理上的南轅北轍。大歷史中的長期合理性,有時會淹沒了當下具現的歷史情感與當下的是非價值判斷。放眼數百年的時間尺度,七十年只如過眼雲煙;但眼前之「美好」與未來的「更美好」,有沒有可以共量的價值尺度?

1950年代在新系館模型前的建築系學生

歷史建立在過去的記憶與現在的情境間千絲萬縷的連繫,我們今天述說一個學校的前世今生,不免要想像學校的來世。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對未來的擘畫與想像,有的成真、變成後來的歷史;有的落空、成為僅供憑弔的歷史文獻。有時候我們歡呼夢想的成真,有時候我們遺憾夢想的殞落;有時候我們慶幸夢想的落空,有時候我們哀悼夢想的實現。前世今生與來世,走過的足跡與未實現的旅行地圖,重重疊疊,才是一個學校全部的真實生命。



1958年畢業紀念冊中的一張圖,以工學路為中軸線,描繪心目中美麗的校園

 

 

附記:

 

這篇文字收錄於我擔任執行主編的成大七十 年校史《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該書是為2001年成大七十年校慶所編纂。〈前世今生:關於成大的歷史記憶〉由我執筆。這本校史的編纂和其中幾篇文字的寫作,是我學術生涯的一次「出軌」,從一般認為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走向當代書寫,十多年後想來,這和我差不多同一時期的關懷與寫作風格轉向,存在著當時難以明白的一致性。
這篇文章後來在2006年七十五周年校慶時,成為我為成大博物館策劃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成大」專題特展主要內容。特展結束,博物館另外刊行紙本《成功的美麗與哀愁》一書,保留特展的文字與圖像。
我的部落格中,〈重新定義學校的歷史〉,是我執筆的《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編後記;〈春日午後的那座大宅院〉則是《成功的美麗與哀愁》的序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至於2011年的八十年校史「成大八十,再訪青春」,背後有著更多的故事,在部落格中也發表了我書寫的部分,這裡就不多說了。

1 則留言:

  1. 謝謝你將成大歷史寫的這麼詳細、還有珍貴的照片。
    因為你我更認識跟我很有緣份的成大!
    謝謝你寫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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