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十年回首:我的四十手記 _ 2000

十年回首:我的四十手記

王健文  2000年1月21日


去年五月,我剛過了四十足歲的生日,年紀稍長,總是不願以傳統虛歲的方式數自己的年歲,但是,又想佔些新舊曆之間的差數的便宜。今天是公元2000年1月21日,歲次猶在己卯,舊曆年前,趁著自己還未跨入四十一歲的當頭,說說自己的四十心事吧!

孔子在晚年時,回顧他的一生,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段話當然是對應著他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照說與他人不相干。但是,該說是巧合呢?還是孔子的自我省察,也暗合了每一個人的人生歷程階段性變遷的普遍軌跡,我回顧四十年來的半生,竟也與聖人亦步亦趨,若合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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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歲時高中的文理分流,是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抉擇。當時我在文學、歷史、哲學與數學、物理之間徘徊,一直以來,對人文的東西有著深切的投契,但我又沉醉於數學那樣純淨的觀念世界。坦白說,我的數學表現一直是學校中頂尖的幾位同學之一,甚至到了今天,我還懷疑,如果當初選擇的是數學而不是歷史,我在學術上的成就會不會更傑出些?

的確,在三十歲之後,當自己可以更明確知道自己的能力與侷限,約略知道自己在學術上可能有的最高表現在哪裡時,我常常會想起那一個被我放棄的人生。

二十二歲大學畢業,出國進修似乎是臺大多數同學的宿命,當時我念著父母親年事已高,不願遠行在外(其實現在想來,當時父母親才不到耳順之年,而今坐七望八,心中的牽掛是更甚了),因此,我沒有絲毫出國的念頭。當然,當時想要主修的是先秦思想史,也讓自己覺得不是有那樣的必要非得放洋不可。可是如果當初選的是數學呢?

以我高中時代的成績,當然會以第一志願進臺大數學系,畢業了,當然要繼續深造,但是,這時由得我執意留在國內嗎?我可能會到柏克萊加大,在四、五年內拿到博士學位,然後回國教書或到研究院。別笑我的狂妄,十八歲以前,我的數學能力,是可以支持我的狂想的。(1977年聯考前,我曾試答最近三年自然組與社會組的聯考數學試題,及同學為我找來當年建中、北一女的模擬考試題,皆得滿分)

我的確想,如果當初選的是數學而不是歷史,我在學術上的成就恐怕要更高些。但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自己年少時的抉擇,尤其在這些年來,當我愈發確認,作為一個「學者」,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後,就更明白、而且確定當年的選擇。

可是,當我十六歲選擇了文組,而後在一、兩年中,決定把歷史排在哲學和文學的上頭時,我的確是以「成為一個學者」來規劃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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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以前,我在成為學者的路上蹣跚前進。

儘管大學聯考還差強人意,以高於錄取分四十多分的成績進入臺大歷史系,自大學以來,在同學當中也還算被肯定,但是十八歲到三十歲之間,其實我自己明白,在歷史研究的路上,我並沒有能讓自己滿意的表現。黃俊傑老師在史學方法論的課堂上給了我最高分,後來也成了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但是碩士班階段,黃老師儘管語多鼓勵,有時仍婉轉地告訴我,我的研究只有事實的陳述,欠缺深度的分析。直到博士班第二年,黃老師覺得我的一篇論戰國時代古聖王傳說的理事糾結的文章開始有點意思了(發表於《史原》16期);博士班第三年,一篇論述戰國儒家「人」的概念的文章,黃老師非常客氣地說他深受啟發。(收入《奉天承運》附錄)那時我快滿三十歲,第一次覺得自己也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了。

二十九歲時,我離開待了九個月的歷史月刊,固然是因為當時與總編輯有些理念不合,道不同不相為謀,向那位其實相當照顧我的長者辭職。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因為月刊的工作佔去了太多心力,九個月中,讀書的時間相對減少了許多。那時,我和建民過從甚密,常常在談話中,建民告訴我他最近讀過的書,正在處理的課題。每一次的對話都讓我恐慌,因為建民的精進,讓我看到自己的停滯不前。於是我更堅定辭職的念頭,因為我人生的追求是成為學者,而不是個編輯人。

離開歷史月刊,因同在黃老師處幫忙,我和建民有了更多機會論學。記得幾次談到一個錢穆在自我評價《先秦諸子繫年》時所提出的觀念:只有依附在不朽經典上的研究,才能因而不朽。因此我們認真地討論,在先秦經典當中,各自要找哪一部書來作註解。

「立言」而後不朽,是學者的志業。但是,在解嚴前後的八○年代,時代也召喚著,除了作個學院中的學者,我們的另一個身分:知識分子。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儘管可以並行而不悖,恐怕還是區別學者與知識分子的最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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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碩士班以前,我還在政治意識蠻荒未啟的年代中。1986年的立委選舉,是我第一次熱情地參與黨外的政見會,隨著康寧祥與謝長廷的場子南北奔走,也見證了林正杰的街頭狂飆。

1989年的縣長、立委選舉,我幾乎天天跑政見會場,黃老師戲稱我是「逐水草而居」。但是在90年之前,我一直都只是政治反對運動的旁觀者,只是臺下看戲的群眾當中沉默的一員。

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大概是臺灣社會最後一次普遍熱情地關懷中國的歷史命運,當然我也料想不到,在98年時,竟和學運領袖之一的封從德成了朋友。

90年的三月學運,臺灣社會開始認真正視自身政治經濟結構的扭曲,由備受社會寬容曲護的學生演出衝擊四十年戒嚴體制的臨門一腳。當然,兩年前蔣經國逝去,李登輝繼任總統,也在90年的政爭中,得到反對運動政治人物的奧援,開始逐步建立李登輝體制,開啟了後蔣經國的李登輝時代,也牽動了往後十年臺灣社會的恩怨情仇。

八九民運,畢竟隔層紗;三月學運,才是自己的舞臺。當然,我的性格總是讓自己扮演著觀察者的角色。但是五月時,李登輝提名郝柏村擔任閣揆,而反軍人干政的運動卻始終不成氣候,我也終於按耐不住,以「曾平」為筆名,寫了第一篇評論文字,題為〈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文長五千字,投稿中時晚報時代副刊。中時晚報以顯著標題與大版面刊登了,副刊的一位編輯轉達主編羅智成的意思,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副刊的編輯工作。我推辭了,因為我還是想作個純粹的學者。

之後,我陸續在中晚發表了五篇時事評論文字,最後一篇發表於90年12月,然後我還是回頭寫論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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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對我來說,另一件重大的事件,是暑假時隨父母返鄉祭祖。初次的中國經驗五味雜陳,不必細表。回到臺灣後,我在中時晚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第一故鄉〉(1990/10/21),末段這麼寫著:
迢迢歸鄉路,無論是喜悅、徬徨、悲愴還是幻滅,都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儀式。在淚水的洗禮中,過去的一切記憶,不是無情地斬斷,而是找到了真正的位置,現實卻因而更加清澈。時代的悲劇,造就了無數個悲傷的靈魂,許多人找到了生命的新故鄉,也有許多人依然飄浮無根,活在四十年前那已然消逝的時空之中。父親的那句「臺灣是第一故鄉」,讓我在這次中國之旅的無限傷感之中,感到一絲的激勵與奮發。我知道,當過客成了歸人,生命就變得無比的真實了。
如果說我有什麼樣的「臺灣意識」,應該就是從第一次的中國之旅後才開始的。猶如表演工作坊在〔暗戀桃花源〕之後,推出的〔回頭是彼岸〕般,我認真地省視自己過去對腳下土地與人民歷史的疏離與陌生,開始認真地要「成為一個臺灣人」。(這是我想在五年內完成的一本書的名字)但是,當我為自己的「中國人」身分悼亡的時候,大概不會想到在五年後,會在《奉天承運》的序中寫下這樣的心情:
在島外那龐大而仍帶有些神秘的古老中國,從1949年以後,成了另一個令人好奇又不禁膽顫的國度。許多外省人回到那四十年來朝思暮想的故國,卻發現景物不再,人事全非。長久的貧窮與壓抑,造成了人心的貪婪;匱乏的經濟與生活條件,讓禮義之邦不知禮義為何物。年輕一代的臺灣人(不管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對中國帶著嫌惡與不屑。老一代的外省人,潸然夢碎之餘,發現那四十年來一直被視為寄旅的島嶼,已經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新故鄉。於是匆匆去來,對老家人說聲抱歉:我是臺灣人,我只是過客。但是回到島上,卻聽到另一些人說,我是房東,你是房客。和對岸劃清界線,要不,回你自己的家去!
什麼樣的界線呢?是骨肉親情,是民族文化,還是國家歸屬?提著行李徘徊於風中:有人與過去徹底絕裂,投入新故鄉,分股作房東;有人割捨不了舊情,又不願被逼搬離,和那自稱房東的人爭奪房東名份;有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樣才能把情感、文化、政治這些不同的東西打成一個包袱,做個單純快樂的新臺灣人。

原來「過客」能不能成為「歸人」,不是自己能決定的,還得要把自己過去的行李拋得一乾二淨,甚或要與自己的過去反目成仇,才能得到「房東」的「認可」,落戶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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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或是澎生、懷真、鴻中、季倫這樣的所謂「外省第二代」,八○年代末期開始的「回歸」其實是雙向的。我們一方面確立了自己「開臺第二代」的身分,的確,生在臺灣,長在臺灣,一輩子都在這裡,我們怎能不是「臺灣人」呢?但是,父母親(或對一些朋友來說是父親)身上所烙下的時代印記,豈不也深深刻劃在我們的生命中呢?

我父母親都來自閩北山村,母親是童養媳,自幼即隨祖父母遠渡重洋,移民馬來亞墾荒。直到二十歲,才回福建老家,兩年後與父親成婚來臺。父親中學畢業,戰後不久到了臺灣,從46年起即在花蓮安分地當個小公務員。二二八、五○年的白色恐怖不幸都趕上了。這些事從小都聽說了,但是長大之後,外邊的世界更吸引了我的目光,逐漸地,也就淡忘,父母親也不再話說從前了。

90年,我走過父親年少,母親青春時所走過的足跡,回到老宅,祭拜無緣得見的祖父母,竟撩起了十多年顧不著、想不起的父母親過往歲月的記憶。95年,我隨父母到馬來亞看當時已九四高齡的舅公,母親二十以前的少女青春歲月,和正值七秩,白髮蒼蒼的微弱身影交疊著,心中百感交集。回來後,寫了〈尋找「家」的歷史〉,發表在曉容所主編的《北縣文化》(45期,1995/6/28)上,我這麼想:
這兩次的返鄉之旅,彷彿是溯父母親生命之河往上走,讓我對兩位老人家的曲折人生有了更具體而深切的領略。對我而言,也都是一次次奇妙的發現之旅,發現過去,發現歷史。……我也才再次意識到,原來除了年少至今所見的一切,父母親還有另一段也許更曲折離奇的生命經驗,是親如兒女也毫無所悉的。
於是,當我進行學位論文,有關帝制中國國家正當性問題研究的同時,我也開始了第一次的尋根之旅,並從此開始逐漸探知而揭開父母親另一個封閉潛藏已久的心靈世界。每一樁由父母親口中說出的往事,不管是祖父在馬來亞開墾的艱苦,叔公被土匪綁架然後撕票,還是二二八時的顫慄與恐懼,白色恐怖時期的一段無妄之災,都是一段段最鮮活的歷史記錄。

 於是,在迴向本土的同時,我也迴向自己生命的源頭。但是,在我身上一點問題也沒有的這兩種回歸,在九○年代的臺灣,卻是被撕扯的、也常常被一些人宣稱如同寇讎的敵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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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95年時,我還是一心想成為個傑出的學者。

我的意思是,儘管在學術之外,我開始有著那般的焦慮等待安頓:一邊是社會實踐的前路迢迢;一邊是生命迴向的困頓難行。但是,我始終沒有動搖過「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韋伯式使命。我當然也以為,學術同時是安頓我存在意義的不二法門。

當然,三十而立的想望依然長存我心,儘管三十歲的自己,已清楚知道在學術的路上能走得多遠,我不妄自菲薄,也不好高騖遠。但是既然其志不改,剩下的就是要認真地走到自己所能走的盡頭。在博士論文之後,我繼續處理關於「帝制中國初期國家正當性」問題的研究,規劃在幾年內要集結相關論文成書。再來,還得接著處理關於初期儒家、關於古典生命觀念的問題。然後是升等,以及確定自己在學術界的位置。

但是,92年初到成大時,我還很想轉換跑道,探訪〔外省人在臺灣〕的曲折歷程。雖然,我始終抽不出足夠的時間,沉重的授課負擔,在既有學術跑道上有所成績的自我期許,都讓我僅止於搜集了部份四九年前後的報刊資料後,就停了下來。

也許從那時開始,在我心就中潛藏著另一種聲音。在95年 《奉天承運》的序中,我坦露寫作博士論文時的心情:
I990年代的這島嶼,激情與迷惘交織成了一個奇幻的世界。但是,在1990年初秋到1991年季春,我寫作這本書的初稿時,心中了無迷惑,我希望能藉著這本書的論述,揭發「國家」的不義本質;也藉著重建帝制中國初期對「國家」正當性的建構,說明「國家」的正當性不是不證自明、天經地義的信仰,來了結年少時對「國家」與「領袖」無可置疑的崇敬,為那純潔的心志立碑紀念。
如果論文的完成,基本上已經解決了我對自己年少懵懂的救贖,已經樹立了一座紀念青春的石碑了,那麼,我還逗留在這裡做什麼呢?

當然,逗留不會是沒有意義的,那可以讓我更全面而深刻地去完善既有的成績,甚或那對安頓我心中的焦慮也不會是無助的,正如澎生、懷真及許多朋友正在做的一般,我們都不是無所為而為的「純」學術工作者。但是,如果我現在正和心中另一個陰影搏鬥,要走出一條安頓自己的新路;又或者,我看見旅途中盛開的花朵,正迎向前去,彎下腰來,細細品味生命的美好;那麼,我為什麼要繼續流連於此呢?

我要說的是,儘管我們的研究都有著深刻的現實關懷,但是學術研究本身會帶著我們長路漫漫,尋訪他自己的終點,而那卻未必是我們人生的終站。學術研究是有其內在生命的,他像一座又一座的大山,我們從山腳下啟程,爬到半山腰,遙望峰顛猶在白雲繚繞之中。小歇片刻,是該繼續攻頂呢?還是往自己的旅途找自己的路走呢?

有一回,在車上聽廣播,有首點播歌曲竟是「亞細亞的孤兒」,久違了,八○年代的羅大佑。隨著哼唱,學生時代種種又浮上心頭。最近看公視的「人間四月天」,張幼儀、林徽音和徐志摩的故事極動人。和春蘭談起《胡適與韋蓮司》,找出《小腳與西服》來,回顧八十年前情與義的掙扎。

我總在想,是《史語所集刊》、《新史學》中嚴謹的學術論文,還是一齣感人的戲,一個動人的故事,一曲悠揚的樂章,幾行午夜迴盪在心底的詩句,更能夠貼近人心呢?我可不可以不繼續攻頂,回到我自己人生的路途,而不是學術史要求我走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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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我遲遲才讀著一本人生的大書。和春蘭相識兩年半後,決定結伴同行此生。97年10月18日,安棣來了,帶給我們的除了忙碌疲累外,是前所未有的喜悅與幸福。從此,我的生命纏繞在「女子」與「小人」之間,開啟了一個新天新地。

其實,我一直都是安於家室的人。二十二歲時,我不願離開父母遠行。結婚後,我幾乎不曾留下春蘭一人在家過夜,因為我知道夜裡她會害怕。每回北上,若非與春蘭同行,必是當天往返。後來,索性能免則免,迴避了許多臺北的活動。黃老師戲稱我婚後成為個「新保守主義者」,我受之無愧。安棣與我們結緣後,更成了我們生命中的最大磁場,只要癡癡地望著安棣的一顰一笑,天地之大,與我何干?

到了臺南,到了成大,遠離臺北的學術核心,僻處邊緣,也許也是個機緣,讓我能夠有著省思自己學術生涯的迴旋空間。把自己抽離出來,才看到世界不只是那般模樣。不必諱言,當初來到南臺灣,非我所願。但我隨遇而安,在這兒也算做了些事。結婚前向杜正勝老師求字,原以為杜老師會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的詩句,想不到老師真是嚴肅到家了,但是他的題詩對我也是莫大的鼓勵。詩云:
達摩西來我南行,南天一片日夜明;人間隨遇披荊棘,赤手空拳萬頃平。
當然,當時讓我更貼心的是陳熙遠的賀詩:
令狐俠膽曾平氣,文采質彬繹史心;雩舞詠歸歆點志,盈盈春暖醉蘭薰。
「令狐」、「盈盈」典出《笑傲江湖》,當時在黃老師處,我被戲稱為大師兄令狐沖。末句鑲嵌「春蘭」二字。「曾平」是我的筆名,取母親的姓(曾)和早年漫畫四郎、真平的「曾平」之諧音。舞雩歸詠,語出《論語》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在賀詩附記中他寫道:
聞友人間曾藉《笑傲江湖》令狐沖一角稱道健文;健文又嘗以「曾平」為筆名析論時政、寓文寄情,原名當典出《諸葛四郎》一書。另「盈盈」一語欲擬雙關,亦諧《笑傲江湖》人物。想小說漫畫,每寄寓俠情;健文任俠鍾情,今得春蘭為侶,可謂平添江湖佳話。
所謂「友人」,說的是季倫有回在研究生研究室的留言簿上說我「俠骨柔情」。當然,熙遠當時祝賀我的新婚,總是多說好話,但是他對我性格的兩面,是有著深切瞭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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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盛夏,在懷真赴東瀛前,安棣、春蘭和我到臺北,與諸友小聚。晚上借住季倫家。第二天,開車在市區中盤旋。當我們想到凱悅午茶,卻迷失在基隆路上,繞了個大圈時,我很感慨地對春蘭說,住了十多年的臺北,不再是我的家了。

遠離臺北,對我來講,同時也是遠離臺北所代表的學術中心。我與十六歲立志、三十歲想望的「學者」之路漸行漸遠了。現在的我,要迴向生命的本體,我不想再迂迴在學術的路上,寫著一篇又一篇生硬的學術論文,探究著一個又一個的學術課題。當然這一切也都在解答生命中的困惑。但是,在我的後半生,我要更直接,就在當下,面對面地與生命中的焦慮與殷盼對話。

很奇妙地,就在四十歲生日過後不久,我開始覺得有些罐頭包裝上極小的字,愈來愈模糊,白髮也日益明顯,生理與心境的變化莫名地相遇了。蘇東坡四十五歲於赤壁懷古,說:「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感歎「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韓愈四十歲,說自己「髮蒼蒼、視茫茫,而齒牙動搖,」悲慟十二郎的早逝。胡適四十歲,已引領風騷十餘年,自述其前半生。四十歲的我,其實常常想起二十四年前,在花蓮海濱熱愛文學、哲學的純潔少年;和十年前,在一場無力的街頭遊行後,回家振筆寫下〈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的憤怒青年。

十六歲,我決定成為個歷史學者;三十歲,我渴望建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四十歲,我想要確定的是:我要過的是怎樣的人生。



附記    2014/4/18    舊曆三月十九日



「四十歲的我,其實常常想起二十四年前,在花蓮海濱熱愛文學、哲學的純潔少年;和十年前,在一場無力的街頭遊行後,回家振筆寫下〈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的憤怒青年。」

「十六歲,我決定成為個歷史學者;三十歲,我渴望建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四十歲,我想要確定的是:我要過的是怎樣的人生。」


而今,「知命」以上 ,「耳順」未滿。四十歲的焦慮,於今為烈;四十歲的殷盼,路漫漫其脩遠。

日本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1928-2007)在一本與小說家小川洋子對話的集子中時說:


「如果硬要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就會喪失重要的東西。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靈魂,這是我對靈魂的定義。」
「靈魂就是試圖明確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時所喪失的東西,善惡也一樣。」


總覺得河合異常精準地說出了我們時代、我們島嶼的本質問題。
是該寫篇文字來應答我們的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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