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寫給高中生看的歷史教科書__翰林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序言_2006



寫給高中生看的歷史教科書


「歷史」是什麼?從本質來說,歷史就是故事。「故」是過去,「事」是事情,過去發生的事情就是故事,也就是歷史;書寫歷史,其實就是在「說故事」。
但是,歷史學家書寫歷史,又不是簡單地鋪陳故事情節而已,我們不只是要去認識故事中的人、事、時、地、物,更要在這些基本事實中做情節的串聯、因果關係的審定,也許還說出一些道理,詮釋出一些意義來。
歷史就是對過去的記憶,同時也是對過去的遺忘。記得什麼,忘記什麼,就決定了你知道的歷史是什麼。但是記得什麼,忘記什麼,常常都是與說故事的人所處的特殊時空情境有非常直接的關係。任何一個學歷史的人、解釋歷史的人或者是說故事的人,都是在一個「瞻前顧後」的狀況下,站在此刻當下這個時間點上,通過對未來的想像,對過去給一個說法,也就是說一個故事。
從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所有的歷史知識都是一種「再現」,在「事過境遷」之後,站在不同的時空情境當中的「說書人」,受著自己處境的影響,試圖呈現過去的事情。

這是一本寫給高中生看的歷史教科書,有清晰的敘事、生動的圖像、啟發思考的議題。我們也相信,一本學生能夠讀得懂,甚至讀來興味盎然的教科書,當然也最便於教學。
長久以來,歷史教科書的寫作,或者忘了「說故事」是歷史書寫的首要任務;或者在說故事時,平鋪直敘,了無新意。同時,傳統的歷史教科書要求篇幅短小,敘事過於簡化,反而造成閱讀上的障礙。學生無力自行閱讀,老師教學上也形成更大的負擔。
歷史教科書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故事,同樣重要的,是抽繹故事中深刻的意義,鍛鍊學生的思考。我們用了比傳統教科書稍多的篇幅,為的是要讓敘事清晰易解,不但不會增加學生閱讀與老師教學的負擔,相反地,這兩方面都顯得容易多了。
歷史鮮活有趣、貼近當世,學習歷史,不應該是枯燥乏味的事。大家小時候都愛讀歷史、聽故事,到了學校卻視歷史為畏途。我們認為主要的癥結在於歷史教科書遠離了「說故事」的歷史學本質,評量時又誤入記誦的窠臼。一本清新可讀、敘事明晰、啟發思想的歷史教科書,是讓歷史教學回到正軌的重要憑藉。

一本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歷史教科書,讓歷史課從此變得更生動有趣,也更能夠探尋事實背後深刻的時代意義。當教科書開始「好看」,學習也就跟著是一件引人入勝的事了;學生願意親近課本,教學自然是一種愉悅的工作。
只有讓學生能夠自己閱讀的教科書,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只有讓老師卸下了對課文說文解字、反覆說明的負擔,教學才能進入引導思考的層次。只有老師和學生共同走在知識的道途上,分享教與學的愉悅,學習才是一種驚奇的旅行,教學也才是一樁能讓人得到尊嚴的志業。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是一本可以讓讀者樂在其中的新教科書,期盼博雅君子的指正,更希望能得到教師與同學的喜愛。

2014年10月20日 星期一

前世今生 關於成功大學的歷史記憶 _ 2001

前世今生  關於成功大學的歷史記憶


身世成謎?

 


成大今年七十歲了,2001年11月11日是他的生日。但是,不明究裡的朋友,如果有機會到圖書館檢索有關成大的歷史記載,不免要感到困惑了。成大到底多少歲數?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的七十歲?還是剛過「知命」,未達「耳順」的五十五歲呢?為什麼不同年代的校史卻有著不同的計算呢?
成大的生日究竟在哪一天?是現在的11月11日?還是10月15日?10月25日?12月27日? 1月15日?其實這些日子都曾經是這個學校的校慶,為什麼一個學校的生日會有這麼多不同的說法呢?
不止於此,學校姓名也幾經更迭,最早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後來改稱「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又稱「臺南工業專科學校」,又稱「臺灣省立工學院」,何時才被稱為「成功大學」?「成功」二字又何所指呢?
今天的成功大學,在空間版圖上,比起七十年前創校時,擴張了不知多少倍。最早的學校空間,只是現在的「成功校區」,「勝利」、「光復」、「建國」、「敬業」、「自強」、「力行」,成大的腳印一步步往外跨,每一個新校區的命名,都可以嗅到反共復國的濃厚氣息。直到稍晚的「歸仁」、「安南」,才直接以新校區所在地名之。「光復」、「建國」、「自強」、「敬業」,原來都是陸軍營地,這麼陽剛的校區名謂,其來有自。但是在戰前,「自強」校區是甘蔗田;「勝利」校區是果園和竹林;「建國」、「敬業」、「力行」都是鄉林原野。光復校區戰後為國民政府陸軍接收,戰前卻是日本第二聯隊在九十年前為控制南臺灣的半壁江山所建立的軍事據點。第二聯隊的歷史,比起創校七十年的成功大學,又要早上近二十年。更有甚者,光復校區內有著兩百年前清朝在府城築城的東城垣,和自今天西門路、府前路口「乾坤大挪移」搬來的小西門遺址。而成功校區介於土木、材料兩系館間的路旁那幾棵金龜樹,是府城出了小東門通往大灣地區的主要道路的行道樹。
因此,從空間的角度來看,「成大」的歷史該是誰的記憶呢? 是兩百年前府城東郊的行商?是九十年前駐紮在第二聯隊的皇軍?是七十年前篳路藍縷、創業維艱的日籍知識分子?是六十年前在臺南高工南面種植芭樂的果農?是四十年前在省立工學院旁思念故國與雙親的流亡中國戰士?在今天成大的土地上,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上演著那些人與那些故事,歲月流轉,譜成奇宕詭異的多重樂章。
這學校的身世如此複雜,曲折離奇,叫人難以捉摸。正因為如此,探尋學校的歷史,傾聽過去的故事,撿拾失落的記憶,拼湊每一代人的願景,竟成了一樁饒富興味、引人入勝的差事。


回溯歲月的足跡

 

1955年,在昇格為省立成功大學前一年所編印的《臺灣省立工學院概況》的「簡史」中如此記載:「本院前身,為日本臺灣總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創立於民國十六年,初僅機械工程、電氣程及應用化學三科,繼增電化、土木及建築三科,共為六科,易名臺南工業專門學校,直屬臺灣總督府。規模頗為宏遠,設備完善。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本省光復,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省聘王石安氏為校長,擴充建築,增加設備。三十五年十月,政府為適應建國需要,培植工業人材,明令昇格為省立工學院,即以王氏為院長,改院以後,員生增多,課程加重,爰改六科為六系,別設共同必修科……。」
1976年,為慶祝「三十」週年校慶,委由中文系的呂興昌先生編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紀要初編(1946-1976)》。倪超校長作序時如此發端:「本校歷史雖由日人於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創設台南高等工業學校開始,但彼時日人實施殖民地教育政策,其目標乃培植其南進侵略所需之人才。故學生全屬日人,而本省子弟能入此校讀書者不過百分之三。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翌年二月,改為台灣省立工業專科學校,是年十月十五日,奉令升格為台灣省立工學院,而教育政策及目標均依三民主義原則;全民教育機會均等,為國家培植有用人才。」而《校史紀要》本文的編年紀要中,僅在1946年的第一條紀事中,以短短百餘字,交待了戰前十五年的學校歷程。
其實,早在1971年時,羅雲平校長即曾在一次行政會議中表示:「本校校史之創始,應從光復起計算。至日據時代之設校經過,可簡要敘述。並應特別指明,日人設校之目的,在培育日人,助長侵略,與現在教育宗旨之不同。及當時限制本省同胞就學之實際情形。」羅雲平、倪超兩位前後任校長的說法如出一轍。對戰前臺南高工時代就學機會的不平等,基本上是事實的陳述,只是,一個學校的歷史,是否因此就不能承認,也許在今天會有不同的角度。
又過了十年,夏漢民校長任內,由當時任祕書的李金振先生主編,出版了《成大四十年》。這本校史呈現了較活潑的風格,卻更直接地以1946年作為成大歷史的起點。〈簡史〉中追記學院原始:「隨著抗戰勝利,本省光復,許多原為日人所創設的學校紛紛改制。現位於台南市大學路一號的國立成功大學原為日人所設之高等工業學校,亦於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後改為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校。首任校長為王石安博士,時值八月。翌年十月本校升格為省立工學院。」
有趣的是,剛編完《成大四十年》,不過四年,學校又開始規劃要編纂一部新的校史,計劃在第二年(1991年)出版,記錄學校「六十年」的歷史。後來以編年體行世的《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副題「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其中戰前十五年的部份,約佔全書近五分之一的篇幅。
換言之,在1990年決定要重編校史之前,成大的歷史都是從1946年國民政府接收之後算起。自1931年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1944年短暫改制為台灣總督府工業專門學校,乃至戰爭結束,1946年初,王石安校長接掌校務,學校改稱「台灣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校」之前的十五年,在1990年以前的校史記憶中是不被承認的,即或提起,也只是草草幾行帶過,並加以「扭曲褊狹的殖民教育」、「為日本帝國主義南進侵略培植人才」等負面評價。
其實,學校的名稱往往有兩段,後段的稱謂,不論是戰前的「高等工業學校」、「工業專門學校」,還是戰後的「工業專科學校」、「工學院」、「成功大學」,基本上只是學校體制的成長與發展,分別表述不同階段的學校規模與其在整體教育體系中的角色位階。但是,前段的「臺灣總督府」,還是「臺灣省立」、「(中華民國)國立」,才決定了1990年前的校史敘事觀點。換言之,學校歷史的記憶,「學校本身」並非唯一的主體,學校的政治隸屬卻決定了歷史記憶的長度。這不只是成大一個學校的特殊問題,我們知道一切戰前成立的學校,在九○年代之前,校史的開端是整整齊齊地放在1946年。這同時也是戰後臺灣歷史的集體失憶,從1895年到1945年之間的臺灣歷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整整半世紀的歷史,好像憑空消失般地,硬生生從人們腦海中抹去。
正如同九○年代以後,臺灣社會重新審視自己這島嶼上的歷史,將1895至1945半世紀的歷史重新記憶,儘管有著各種不同的敘事觀點之間的爭議,但是「該去述說這段時期的故事」本身,似乎是難以動搖的基本共識。一個學校的歷史,正如一個人的生命史,應當從他誕生的那一天算起,不論他的身世如何迷離?童年如何坎坷?長輩如何教養?青春如何叛逆?中年如何保守?行路如何曲折?那就是一個學校的一生,悲歡離合,都該被原原本本的記錄下來。


為學校慶生

 

麻煩的是,這個學校誕生的時日,卻也有著不同的說法。不僅是學校的歷史因著時代情境的遷變,有著不同的記憶選擇,學校的生日,也幾經更迭,每一次的改變也都有著不同的理由。
先看看兩份1953年省立工學院與省教育廳往返的公函。在第一份院方呈請訂定校慶的函件中提到,教育廳曾經在1月10日發令:「本省光復前創辦之各級學校,應以十月廿五日為校慶紀念日,飭遵照。」但院方請求:因本校於民國三十五年核准昇格為學院,「可否即於十月十五日本院昇格為工學院之日為本院院慶日?」教育廳覆文曰:「准予備查。」
若依教育廳先前發佈的命令,臺灣將有許多學校有著共同的校慶日:十月廿五日。這一天代表的是臺灣重回祖國懷抱,打個比方,是失散多年的兒女回到母親的懷抱,因此,不論兒女原來的生辰,一律以此日作為他們的生日,藉以慶祝新生,並遺忘新生前那不堪回首的過去。
學校的歷史從「新的生命」算起,學校的生日自然也就是獲得「新生」的那一日,這是同一個邏輯的。而一個學校的生日如何訂定,必須經過上級行政主管機關核准,也可見得當年學校的自主性如何了。
在1980年11月11日出版的慶祝三十四週年《國立成功大學校慶特刊》中,已退休的機械系謝爾昌教授如此寫著:
我政府在臺北市受降之後不到幾天,政府所派之羅宗洛校長就接收了當年臺灣僅有的一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而把它改稱為「國立臺灣大學」,但是設在臺南的工業專門學校遲遲沒有人來接收,當時在校的學生一方面在日籍校長、日籍教授之教導下上課,一方面癡癡地等新校長的來臨。當時我們的心情是相當焦急的。總算到了三十五年一月間首任校長王石安先生到任,校名也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而且王校長到任之後校舍修繕的工程進行得很快,到了同年十月十五日,本校奉令昇格,改稱「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了慶祝昇格以及各項修繕工程的完工,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行了「工學院展」,各界來賓蒞校參觀盛況空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蒞臨該慶典會場(現格致堂)訓話,而該慶典中王石安校長當場宣佈,定十二月二十七日為校慶日。……民國四十二年本校經臺灣省教育廳核准改以十月十五日(……)為校慶。事隔十二年,到了民國五十四年,羅雲平校長剛上任不久,宣佈改以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為成功大學的校慶。
據謝爾昌教授的回憶,戰後本校的校慶凡有三:年,王石安校長宣佈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工學院展」的慶典首日為校慶;1953年,改以法定昇格的十月十五日為校慶;1965年,再改以十一月十一日為校慶,延用迄今。今年的七十週年校慶即是以十一月十一日為斷。
那麼,十一月十一日又是怎麼來的呢?1965年11月1日出版的《成功大學校刊》120期中報導:
本校校慶原為十月十五日,係工專升格為工學院之日期,作為校慶日原無確切意義。由於十月份學期將將開始,加以十月份慶典較多,故施行以來,諸多不便。經查本校校史,四十五學年度本校奉省令改制後,當時省府嚴主席曾於十一月十一日首次蒞校巡視,爰改以此日(十一月十一日)為本校校慶日,業經呈奉臺灣省教育廳54、10、24教一字第六七二一四號令轉頒教部臺54高字一五九八九號令,核准自本年起施行。
1953年校慶改訂函
真相大白,原來十一月十一日是嚴家淦在省主席任內「巡視」本校的日子。如果說升格為學院之日「無確切意義」,那麼,上級長官巡視的日子,又有什麼確切的意義呢?
如果追溯這個學校呱呱落地,其泣喤喤的日子。根據《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在1928年7月,臺灣總督府決議要在臺南創設一所高等工業學校,通過籌備、校舍營建等預算,並決定創校初期先設機械工學、電氣工學、應用化學三科。1929年,以前南滿州工業專門學校校長今景彥負責籌備事務。自1929年起,預定各科學科長的日籍教授陸續從日本出發,先在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任用。1931年1月15日,高等工業學校籌備處開始在總督府文教局內工作,第一任校長若槻道隆和七位教職員開始正式任命。3月16日至19日,第一屆入學考試在臺北、臺南兩地進行;3月23日發出錄取通知;4月10日,在新建理化實驗室的物理實驗室中舉行第一次入學宣誓典禮。
戰前的臺南高工時代,學校的校慶一直是以創校之際的校長、教職員正式任命並執行事務的1月15日作為校慶(當時稱「開校紀念日」)。學校的主體如果說是教師與學生的話,1931年1月15日,教師開始正式工作;4月10日,學生開始宣誓入學。戰後校慶的選擇標準有二:以昇格日(不管是法定日期還是慶典日期)為校慶,當學校改制,校慶就當更易,也許會切割了學校在歷史生命上的整體意義。以上級長官巡視日期為校慶,則是喪失了學校自身的主體價值。在為學校七十歲慶生的當頭,也許有點尷尬、但似乎不可逃避的是:我們恐怕得再審慎考慮校慶的時日了。


必也正名乎!

 

以父之名?

 

七十年來,學校曾經有過的名字依次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臺灣省立工學院、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其中兩個階段極為短暫,只是過渡時期的定位,可以不論。
其實上述的名字,大體可以分成三截:最底下的「高等工業學校」、「工業專門學校」、「工業專科學校」、「工學院」、「大學」都是在學校體制中的定位稱謂。冠於校名上頭的「臺灣總督府」、「臺灣省立」、「省立」、「國立」是政治意義或行政意義下的學校歸屬說明。真正可說是學校名稱的,是夾在中間的「臺南」、「成功」。
前面提過,校名當中的政治或行政歸屬的頭銜,其實決定了政治掛帥時期的校史敘事。這也透露了那樣的歷史敘事是把政治擺在知識的上頭,把學校的主體位置,由學校的政治(行政)隸屬關係來鳩佔鵲巢。
也許可以作個未必貼切的比喻:校名的第一段是「姓」、第二段是「名」、第三段則是「身分」(如先生、小姐、教授、課長)。
當我們把政治還給政治,「姓氏」存而不論;「身分」如何,關乎教育體制中的角色位置,自有其客觀訂定的標準;這裡所要討論的,只是屬於「名」的部分,也就是,學校如何命名的問題。
很尷尬的是,成大曾有一個時期是有姓有身分但卻無名的小子。
「省立工學院」,「名」在哪裡呢?「工學院」只是個普遍性的學院分科,任何大學中都可能有工學院的設置;而「省立」只是個行政歸屬。「省立工學院」竟是個沒有「名」的學校。於是1947年5月,院長王石安乃陳請省主席魏道明,為「省立工學院」正名,簽呈中云:
竊以本省光復未久,青年學子,因久受日本教育之影響,思想見解,已成定型,欲加變換,非朝夕可以奏功。必使耳所濡目所染,咸含有國家民族之氣氛,
然後可以潛移默化於無形。謹以 國父中山, 主席中正,均為我國家民族代表之人物,其「盛德」、「豐功」、「佳言」,均足以顯揚國家民族之殊光,激發青年仰止之至誠。倘以其名名本院,為臺灣省立中山工學院或臺灣省立中正工學院,使一般學生念茲在茲,刻不忘懷,則加強其民族意識,增進其愛國思想之作用,實至大也。是否可行,理合備文簽呈。

呈請改名中山中正函

這份是文書組藏的簽呈初稿,實際簽呈有否改動?不詳。在文書組檔案中亦未見省府覆文。簽呈擬於二二八事件後不久,王石安院長也許是認為這樣的改名方式,易於為上級所接受?據王石安自述,最初他向層峰建議的校名即為「成功」二字:
復舊工作甫及一年,及奉層峰命令改升為台南工學院,不久又奉面諭改為綜合性大學,當時因鑒於文法學院畢業生難謀出路,故提議專辦醫、理、工、農四院實科大學及工學院再增添六個學系,校名宜為紀念鄭成功,特定名為成功大學,政府以當時經費不易籌措,未即照准,無幾二二八事變發生,政府改組,此事遂寢。(王石安,〈播種六寒暑,豐收一甲子〉,《成大六十年》))
在1946年6月15日,王石安校長簽呈請教育處長范壽康轉呈行政長官陳儀,力陳省立工學院「不可不昇格者七」時,明確地說:
又查台南之地、位居本島南部。鄭氏所都、漢化初基。文風之盛、最冠全台。夫日寇竊據、省會始移、文物與之遷移。新興小邑、寖成音樂、昔日名都、漸歸荒寞。頃者、初慶光復、百端未及盡興。教育設備、或仍舊貫,然而文化發展、要當均衡、文化中心、未可偏置。前者風聞、盟邦將在本省開設大學。事未有稽、而省人已紛紛論議、以為應在台南。最近倡議之延平大學,據云亦擬設於高雄。此其事之可成與否、姑置勿論、而即此足見省人望南部大學之殷切。期期必爭、初非無見。誠以大學者、文化學術之先導台北一地、文理工醫諸科學院、無慮十數。台南自當有一學院、以維持均衡之勢。本校誠能改院、庶幾可濟文化偏置一隅之弊。(《檔案》1946年總務類土地項,〈校地擴充計劃說明書〉)
王石安校長提到設置延平大學之議,力爭當建校於臺南,以臺南工業專科學校昇格以副之,可見「延平」、「成功」確為當為王石安考慮的新校名。這樣的構想,當在昇格為省立工學院之前。
正名改名之議兩度受挫,省立工學院當了近十年的無名學校,一直到了1956年,要昇格為綜合大學時,才正式定名為「省立成功大學」,「成功」二字,自來就是為紀念鄭成功而命名,從無異議。當然,對鄭成功的記憶與想念,和國府偏安臺北的歷史情境有著絕對的關係。白崇禧回憶成功大學設校於臺南之事,有如此說法:
本省人士黃朝琴、陳啟川、黃國書等要求辦「成功大學」以紀念鄭成功,但台北、台南兩方人士對設校地點意見不同,台北人主張設在台北,台南人士主張設在台南,他們要我請各紳士們來談談,我請他們來我家吃茶討論。雙方辯論甚久,後來我說:「在台北有台大了,鄭成功在台南意義重大,同時台南原有工專,可以改工學院,醫院可以改醫學院,法學院比較容易。我不是臺灣人,不會有意偏袒,在台南設一個成功大學比較合理,將來在台中亦可成立一間大學。」(白崇禧,〈參加國民大會回憶〉,《白崇禧口述歷史記錄》下)
於是「成功大學」就這麼誕生了。他的歷史上冠著不同的「姓」,也因不同的「身分」而有著不同的稱謂,但是他的「名」始終只有兩個,前是「臺南」,因地制名;後是「成功」,因人稱義。


成功、勝利、光復、建國、自強、敬業、力行……

 

除了學校的命名,有著耐人尋味的轉折外,成大校園的特色是:他是逐年漸次向外擴張而來。因此,在校區與校區之間,有著過去來歷的刻痕,市區的開放道路分隔了每個校區,即使學校一度想將相關道路地下化,校區整合為一體,但是在校內外的協調上不能得到共識,最後還是作罷。
成大校區之命名,始自1966年新取得光復營區,校區由原老校區,和1950年代初取得南面新校區的果園,作為學生宿舍和普大教授宿舍區,並在1950年代末興建總圖書館之後,新增了光復營區,學校擴大為三個區域後,必須重作命名,才好清楚定位。1966年11月,校慶典禮中,羅雲平校長宣佈:
獲得光復校區後,本校面積已增,決定劃為三個區域:光復營區改名光復校區,將為文學院及商學院區域;大學路以南,勝利路以東,定名勝利校區,括有總圖書館、游泳池、棒球場、學生宿舍餐廳、教職員宿舍等;校本部定名成功校區,為理工兩學院區域。(《成功大學校刊》128)
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政治接班形勢已成定局,當時的蔣院長提出十項行政革新,倡導儉樸風氣。耶誕節前後不得以任何名目跳舞,各機關的招待所皆須撤消。因此戰後由校長官邸改設的招待所必須重新定位,故有更名之議。在1973年3月5日的行政會議上,倪超校長交議「為本校成功校區招待所及小禮堂命名」,議案說明云:
自從  蔣院長提出十項行政革新後,各機關招待所均已撤消,本校招待所撤消後,為便於同仁對該處之識別及稱謂,應予重新命名。……小禮堂原為禮堂,自成功堂建成後,大家以「小禮堂」名稱沿用至今,並應予以命名。(《國立成功大學校刊》14)
到了3月26日的行政會議上,在初擬的八則中,選定原招待所改名「新園」,小禮堂為「格致堂」。(《國立成功大學校刊》15)這兩座重要的建築空間得名的由來如此,這大概是成大校園內部建築或空間少見的柔性及典雅的命名特例,與之相當,具有書卷氣味的,也許要數禮賢樓和大成館了。
1983年6月8日,由於學校新購得預八師與運輸群校地,必須賦予稱謂,在行政會議上,夏漢民校長交議命名案,提案中建議將預八師營地命名為「敬業校區」,運輸群勝利營區命名為「自強校區」。獲會議同意。(《國立成功大學校刊》95)這兩個新校區,也就踏著「成功」「勝利」「光復」的足跡,繼續「敬業」「自強」了。
那麼陽剛氣的校區名稱,當然與戰後的長期威權統治和戡亂復國的時代氣氛有關;也和成大校區多半接收原軍事營地有關。如今時代改易,再耳聞如此戰鬥氣息的稱謂,不免和大學作為知識的神聖殿堂的意義有所扞格。如果榕園有一天被稱作「光復園區」或「自強園區」之類,恐怕當我們躺在柔軟的草地上仰望仲夏夜的星空時,也難以興發「貢獻於宇宙之精神」那樣的悠遠而深刻的思緒感受吧!

記憶與遺忘

 

寫一個學校的歷史,就是說這個學校過去的故事;說故事的人,憑藉的是他心中的記憶和他搜集來的記憶。但是,一個學校過去的故事,誰來記憶?誰來搜集?誰來述說?記憶怎麼選擇?搜集遺漏多少?述說如何串起情節?………

一個學校的歷史,是誰的記憶?

 

或者說,誰的記憶才能夠成為學校的歷史?今天的成功大學,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加入了不同的空間。以今天對各空間的稱謂,1931年,臺南高工創校初期,在成功校區建立校園;1950年,省立工學院取得了勝利校區;1966年,省立成功大學接收光復校區,校地遽增一倍;1970年代,原砲訓中心成為國立成功大學的建國校區,成為醫學院與附設醫院的基址;1980年代,陸軍預八師營地的局部成為敬業校區;公路局監理站和臺汽保養廠(原來也是砲訓中心營地的一部份),成了力行校區;而陸軍運輸群基地從八○年代至九○年代,陸續加入成大,成了自強校區,分別安頓新成立的航太系所和移植創校元老的機械、電機、化工三系所。這些是緊臨著老校區的新版圖,還有八○年代的歸仁校區和九○年代的安南校區,恐怕是多數師生不曾到訪、甚至尚未知曉的。
加入成大之前,每個空間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原來的主人翁上演著不同的故事情節。也因此,今天的成大,以空間而言,承載了遠超過「成功大學」一個學校的歷史記憶。有些地區,還保持了約半的空間證據,來記憶之前的歷史,如成功校區。有一半的建築與空間,大致還是六、七十年前的模樣。有的地方,只下了幾個代表的景緻藉供流連憑弔,如光復校區。有的地方,則完全打破,徹底改造,如建國、敬業、自強等校區。三十年前在那兒生活的人們若重回故地,是真正的景物全非,不堪回首。
1970年的空照圖

看著這張1970年左右的空照圖,照片的上邊向著西方,右側寫著「新校區」的區域,包括現在的建國、力行二校區,是原來的砲訓中心,是典型的軍事基地佈局。東側是南向的司令臺和大操場,西側則是一棟又一棟南北排列的營舍。如今,勝利路從兩列營舍當中穿過,東列的房舍拆除,成了成大醫院;西列的房舍也拆除,先是臺汽保養廠,後是力行校區。司令臺及其後方營舍拆除,大操場重新整地,就是現在的成大醫學院。
自強校區舊照

再看看這張1980年代末期的舊照,下方的道路是長榮路,遠方的大樓是成大醫院的醫師宿舍,畫面所見雜草叢生的是陸軍運輸群基地故地。現在這片空地上矗立著四幢龐然巨物,分別是造船、機械、電機、化工四個工學院的系所,四幢大樓的北面是佔地遼闊、可以裝得下好幾個成功操場的大操場,當然,也因此,成功操場結束了他六十幾年的生命,成了新總圖書館和館前仍未成形的廣場。
在建國、力行兩校區,三十年前後,連一絲絲故地的記憶都不留下。物換星移,原無是非可說,只是徒惹念舊者傷感罷了。

操場與湖,還有城垣的故事

 

許多人都知道,今天光復校區的成功湖,原本是一片平地。在三十年前,因為要闢建光復操場,需要大量的土方,當時物力維艱,於是乃挖土成池,光復操場與成功湖,乃同時誕生。成功湖成為成大校園重要的景緻,論者往往歸功於羅雲平校長的遠見與魄力。
我們在1970年4月出版的《成功大學校刊》155期中看到這一則報導:
本校除新建之體育館已落成外,本學期更新建大運動場。新運動場總面積約二萬六千平方公尺,已完成平整地基工作,因地形低窪,現正進行填土工作,預計共需土方兩萬立方公尺;如向外購買,需款頗巨,為求樽節經費,除將商學院館前側邊之舊城牆土圍鏟平取用,約可得九千立方公尺外,並將在光復校區文學院館前挖取土方,約為一萬一千公尺。預定計劃挖成一小形湖泊,深度由一公尺到一公尺半,並美化佈置,使之成為池景,供為師生課餘遊憩欣賞之校園風景之一。此一由闢建大運動場而成之「副產品」,或將命名為成功湖。
再檢視1970年左右的空照圖,大學路西段仍未開通,火車站後站還沒出現。商學院西南側的光復操場仍是一片低窪雜亂草澤。文學院北側的成功湖也還是平地。交管系左側是後來中正堂所在地,沿著交管系、會統系、文學院東側,也就是勝利路西側,直到今天小西門處斜向北北西方向,即是清府城東城垣殘存段。從1967年畢業紀念冊中的學校平面圖看來,在今天中正堂東側靠勝利路邊上,有一段舊城垣;往北走,今天管理學院側邊已無城垣遺址,再到今小東門殘垣處,直到小東路邊,又是一長段城垣。就是這段城垣,讓成大校園所保留的歷史記憶可以上推兩百多年,直到清乾隆年間(1788年改建為三合土城垣)。但是這段城垣殘址,在實用的眼光下,只是一道不起眼、甚或有礙觀瞻的土堆。鏟平再利用,似乎沒有比這更完美的結局。於是,在1975年畢業紀念冊的學校平面示意圖中,成功湖出現了,而光復校區沿東側勝利路一線,南段已不見城垣的標示,北段則自今小東門城垣處直到小東路邊,還殘留了整個光復校區東邊三分之一強的長度。(建國校區的砲訓中心,和長榮路東後來自強校區、當時的陸軍運輸群營地,都還是原貌)
1967年畢業紀念冊中的學校平面圖局部

1975年畢業紀念冊中的學校平面圖

1980年代初期,光復校區東北隅、圍貼著舊城垣的違建拆除,學校在成功湖東面新建文學院大樓(即今中文系館),於是又將最北段拆除。原來長長的城牆只剩下一小部份。學校才剛向臺南市政府爭取遷移小西門城樓遺址安放在原小東門處,創造了一個易地重置的歷史古蹟,卻又接二連三地拆除了真正存在於原址的東城垣,其中的思惟邏輯,值得反覆三思。
小西門與小東門舊城垣

修齊大樓城垣處挑空造形

 

大榕樹的身世

 

當成大在1966年接收了光復營區,將營區改造成校區,但名稱沿用「光復」二字,我們可以在變與不變之間,窺探出時代共相與殊相的分際。此後,學校的重心逐漸轉移到光復校區。最早只是將較晚成立,居於學校邊緣角色地位的文、商兩學院遷至新校區,再來則是1969年行政中心遷至大成館,而光復校區既有的榕園和後來挖掘的成功湖,乃成為臺南市民共享的開放空間。相對於較寧靜的成功校區,光復校區的南面的榕園、成功湖,北面在1990年代改造成廣場,尤其是朱銘的「大對招」展示的那兩年,不止是成大師生,更是臺南市民共同的重要生活空間與記憶場所。
光復校區所蘊藏的歷史記憶還不止於此,他同時是戰士們戍守的空間。1998年詩人亞弦受邀到成大進行駐校作家活動時,回憶1950年曾隨陸軍第八○軍第三○四師,在光復營區待了兩年。當時還「向一個姓馮的小兵學拉二胡,迷上那種『啞啞吐哀音』的味道,時常一個人抱著二胡,鑽到團部營房,也就是現在成大舊文學院館下方的通氣空間,透過啞啞的弦音,發抒思鄉之情。那時他們這些小兵從勝利路對面省立工學院的教室外面經過,偶爾看到大學生在黑板上寫下的詩句,對大學生活實不勝欣羨之至。」(《國立成功大學校刊》195,詹伯望的報導)
1945年前,這個空間還是長達三十餘年的日本步兵第二聯隊的大本營。當時日本在臺灣駐軍兩個步兵聯隊,第一聯隊在北部,最重要的基地正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除了作為威權統治者的紀念空間,還是九○年代初臺灣政治社會反對運動的重要場所。兩個聯隊,兩種不同的轉世投胎。
大成館與大榕樹的童年

看看這張照片,其中主體的房舍似曾相識,原來就是現在的大成館。那麼,那棵榕樹呢?能想像嗎?那就是今天成大最重要的地標,榕園中最華麗、最雍容、也最盛美的那棵大榕樹。這張照片取材自《臺南打狗寫真帖》,由歷史系何培夫教授提供。當時這棵樹種下應該還是不久,照片的年代當是1920年代。因為我們從別的資料裡很明確地可以知道,那棵樹是在1924年(也就是日本紀年大正13年)種植,植樹者是當時的裕仁皇太子,第二年,裕仁太子登基繼位,第三年改元昭和,同樣是這位天皇,在1945年下詔終戰,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也讓臺灣總督府臺南高工成了中華民國臺灣省立工學院。
歷史系退休教授梁華璜先生提供的資料,是一位戰前第二聯隊的臺籍戰士編集的紀念專冊。(《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皇太子植樹儀式、剛種植不久圍著柵欄的榕樹,照片經過輾轉重製,雖不清晰,還是顯然可見。第二聯隊的大門,在今天前鋒路上,靠近建築系館位置。同樣的空間,半個世紀以前進行的是如圖所示的「軍旗祭」,遠景的房舍是被服庫,後來成為都計系館,又於九○年代拆除改建,仍為都計系館。
皇太子植樹儀式

種下不久的大榕樹

第二聯隊大門

軍旗祭

舊都計系館
日本紀元平成元年,也就是1989年,台步二會戰友在榕園舉辦追悼會,並於大榕樹下合影。對這些老戰士而言,榕園還是青春時操練戰技的揮汗之處?大榕樹還是敬畏的由天皇陛下親手種植的神聖遺蹟嗎?他們的故事與記憶,該不該寫進成功大學的歷史呢?
台步二會戰友榕園追悼會

1933年(昭和8年)拍攝的第二聯隊營地空照圖。榕園的大榕樹還沒有今天的華麗壯觀,成功湖當然尚未開挖。榕園南側,自東而西,分別是歷史系館、大成 館、禮賢樓,是現在仍殘存的第二聯隊營舍的象徵性地標。照片上方(西面)是市區,第二聯隊以北、以東、以南,都是鄉野之地。這張地圖具體地保留了七十年前 「第二聯隊」的歷史空間記憶。

 

老校鐘的飄零

 

1952年,當時的省立工學院院長秦大鈞,致函聯勤兵工署,陳請如同之前曾為臺灣大學所鑄的校鐘一般,依樣再鑄造一座鐘塔暨大鐘,贈予本校,以便利校區幅員廣大的省立工學院上下課、集會傳達之用。經過幾次的公函往來,聯勤兵工署如約送來校鐘暨鐘塔一座,學校將校鐘放置在今化學系館東側牆邊。以當時舊校區而言,校鐘的位置約略是中心點,的確能達到實用的目的。自此之後,畢業紀念冊中經常能見到校鐘的身影,顯然他也成為校中師生所喜愛的一景。但是,他也從來不曾有著什麼樣的傳說流轉,漸漸地,也有些師生不知道學校中有這麼一座校鐘,即使匆匆在工學路上往返,也常是「縱使相逢應不識」。



省立工學院與聯勤兵工署往來函件

九○年代末,學校將校鐘遷到工學路南端,重做水泥鐘塔,於是過去拍攝鐘塔那樣的仰望姿態,被平視的姿勢所取代。穿上沉重新衣的老校鐘,飄逸、神聖的風采不再,週邊也沒有任何解說文字,行人匆匆,少有人在那兒駐足。鐘聲不再響,彷彿也不必再響,因為校內早已改用電子音響傳遞上下課的消息。因實用目的而生,也將因實用價值的消逝而亡,似乎不值得一聲哀悼!
老校鐘的仰望角度


同樣的一口鐘,在臺灣大學椰林道旁,在文學院與行政大樓連結線的中點。校區如何發展,他始終是臺大的中心。傅斯年說:「一個人一天除了工作、吃飯、睡覺外,還要留兩個小時來思考。」據說因此鐘聲二十二響,每天不斷地提醒臺大人傅故校長的金玉良言。鐘名「傅鐘」,鐘與人相繫,因此也接上了那人的智慧與精神。傅鐘不為報時,而是「天之木鐸」。
成大老校鐘的飄零,讓人感傷的不止是鐘的命運!


想像未來

 

一張未實現的校園改造藍圖

 

在1986年11月出版的《成大四十年》中,擺出了一張「未來校區規劃」圖,將成大的各校區作整體的重新規劃。校區規劃的緣起是「窮理致知」牌樓因妨礙交通之故,而有遷建之議。因遷建的考慮地點為成功校區大門,而該處縱深不足,校方乃考慮拆除K館與格致堂,興建新行政大樓。由此進一步發展為對整體校區作重新規劃。而後又結合勝利路成大段地下化、校區重整重新定位、在新行政大樓北側興建新總圖書館構成校本部;又以一東西向的林蔭大道形成學校的主要軸線,軸線西邊以光復宿舍為端點,東邊自強校區新建的多功能集會中心為端點。除校本部與林蔭大道構成的中央軸線外,各學院又重新規劃其空間分配。
一張未實現的藍圖

文學院以新文學院(今中文系館)為基礎,跨過將地下化的勝利路,包括成功校區的新園、迎賓苑以迄小東路邊的完整空間。
理學院佔有當時的行政中心(今數學系館)、工程科學中心,及成功操場的南半部。
工學院依各系所相關程度又別為四區,分別擁有成功校區工學路以東,及自強校區南面的空間。
管理學院包括目前的管理學院、中正堂和跨過已地下化的勝利路,連接綜合大樓和機電化大樓。
醫學院以建國校區為主體,合併敬業校區和力行校區東段,自成一完整空間。
大體看來,這項牽連眾多、整體重劃的校園新規劃案,設計的基礎是勝利路成大段的地下化,讓光復、成功兩校區打通為一。一切的規劃都在校區合一之後重作整合。而規劃重點在東西向軸線的建立,在軸線中段,約略是全校地理中心位置,以新建之行政大樓與總圖書館和開闊的校門廣場,建立校本部的核心區。又將教學、行政、生活、綠地與運動區重新界定。教學區中,將各學院空間重分配,讓每個學院在空間上成為完整的區塊。

勝利路成大段地下化示意圖
這項規劃案後來因種種阻力終未能實現。首先是勝利路地下化,不能在校內外協調出共識;其次是校本部的建立須拆除K館和格致堂,遭到校內師生強大的反對。這兩個關卡不能通過,新規劃案自然成為畫餅,也只能成為成大校園中的一份歷史文獻。

成功操場的黃昏

各位同仁,讓我們一方面懷念成功大學創校六十二年來過去的輝煌歷史,一方面更展望未來數十年、數百年之輝煌遠景。……各位同仁,讓我們從更大的時間與空間的角度來思考總圖書館的位置問題,在理性考量下作出智慧的決定,使今後校園的發展更臻理想,在未來校園在發展歷史上會肯定而非遺憾我們此刻之決定,而我們也都能驕傲地告訴我們的子弟我們參與了此一決策。
馬哲儒,致全校同仁公開函,1994年6月21日
大學之總圖書館為大學最重要之公共建築。其位置攸關校園之空間結構。如立一基石,而後可長久。如位置不當,則結構不立,則校園空間自必崩裂。若無結構概念,自然沒有「位置」之議題,何處皆可。若然,環境品質為奢侈物,而建築與都市設計亦為無聊之專業。
王明蘅,〈安置一基石:關於總圖書館的位置〉
1994年4月,校務會議決議新總圖書館於成功操場北半部興建,6月份,近六百教職員工連署反對,6月28日校務會議進行複議,不成。1997年,新總圖於成功操場動土,成功操場走入歷史。
這是自八○年代建築系翁金山教授提出的校園整體規劃改造案後,事隔不到十年,再一次的校園再造運動。王明蘅如是說:
成功操場司令臺
新總圖書館
在複議案交付校務會議討論之前,馬哲儒校長寫了致全校同仁的公開函,力陳新規劃案可大可久的歷史意義。總務處提出說帖,主要設計者,建築系王明蘅教授雄辯地陳述校園(Campus)規劃的精神。
成功大學校園規模今已定型,由早期成功校區逐漸擴大。先前於限制條件下,將運動場置於教學區,將圖書館置於宿舍區,雖不當,但可接受。如今則應各就各位了。欲各安其位,當要一結構,其購想可見所附之圖。構想之始,當先確立現有校園中,應永遠保留而不得變動之建築物及綠地。其次當考其他建築之組織紋理,以及可以變動或日後應拆除者。而後賦予一骨架,使肌里得以依附。主要骨架有二,其一為成功校區中央南北向之區帶,其中包括應保留之舊數學館及格致堂,以後亦應以低密度安置各種公共建築,於一端以總圖書館結合研究教學區,另一端則為學生活動中心(即現總圖書館位置)銜接宿舍區。另一骨架則為東西向綠蔭帶,自西邊光復校區學生宿舍,連通成功校區,至自強校區東邊之入口廣場。此二骨架皆為線性之區帶,其交會處,即當為Campus之所在,亦即預定之總圖書館前之中央綠地。目前雖然規劃只有榕園般大小,而日後在現今的數學館及測量系館,年限到時,可保留為開放空間,以完成此一中央綠地之規模。
………
大學為文明之搖籃。世界上各政權飄搖更替,而許多大學仍然昂然豎立數百年,巴黎大學已有七百餘年。哈佛大學已有三百五十餘年。成功大學論年齡仍為稚子。於其幼,當強其筋骨,方可期其成長偉健。於成功操場,皆有感情。此情或為一時之私。後代或另有其情所繫。總圖書館位置之決定,依情依理,是難是易,誠為當下師生智慧之考驗。
王明蘅的規劃構想
王明蘅畫出了一幅成功大學的遠景,這樣的遠景必然在取捨與更動上,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見解與情感的牽繫。正如同歷史研究者常會幻惑於長時段大歷史與短時間歷史事件之間,在歷史的情與理上的南轅北轍。大歷史中的長期合理性,有時會淹沒了當下具現的歷史情感與當下的是非價值判斷。放眼數百年的時間尺度,七十年只如過眼雲煙;但眼前之「美好」與未來的「更美好」,有沒有可以共量的價值尺度?

1950年代在新系館模型前的建築系學生

歷史建立在過去的記憶與現在的情境間千絲萬縷的連繫,我們今天述說一個學校的前世今生,不免要想像學校的來世。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對未來的擘畫與想像,有的成真、變成後來的歷史;有的落空、成為僅供憑弔的歷史文獻。有時候我們歡呼夢想的成真,有時候我們遺憾夢想的殞落;有時候我們慶幸夢想的落空,有時候我們哀悼夢想的實現。前世今生與來世,走過的足跡與未實現的旅行地圖,重重疊疊,才是一個學校全部的真實生命。



1958年畢業紀念冊中的一張圖,以工學路為中軸線,描繪心目中美麗的校園

 

 

附記:

 

這篇文字收錄於我擔任執行主編的成大七十 年校史《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該書是為2001年成大七十年校慶所編纂。〈前世今生:關於成大的歷史記憶〉由我執筆。這本校史的編纂和其中幾篇文字的寫作,是我學術生涯的一次「出軌」,從一般認為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走向當代書寫,十多年後想來,這和我差不多同一時期的關懷與寫作風格轉向,存在著當時難以明白的一致性。
這篇文章後來在2006年七十五周年校慶時,成為我為成大博物館策劃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成大」專題特展主要內容。特展結束,博物館另外刊行紙本《成功的美麗與哀愁》一書,保留特展的文字與圖像。
我的部落格中,〈重新定義學校的歷史〉,是我執筆的《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編後記;〈春日午後的那座大宅院〉則是《成功的美麗與哀愁》的序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至於2011年的八十年校史「成大八十,再訪青春」,背後有著更多的故事,在部落格中也發表了我書寫的部分,這裡就不多說了。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十年回首:我的四十手記 _ 2000

十年回首:我的四十手記

王健文  2000年1月21日


去年五月,我剛過了四十足歲的生日,年紀稍長,總是不願以傳統虛歲的方式數自己的年歲,但是,又想佔些新舊曆之間的差數的便宜。今天是公元2000年1月21日,歲次猶在己卯,舊曆年前,趁著自己還未跨入四十一歲的當頭,說說自己的四十心事吧!

孔子在晚年時,回顧他的一生,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段話當然是對應著他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照說與他人不相干。但是,該說是巧合呢?還是孔子的自我省察,也暗合了每一個人的人生歷程階段性變遷的普遍軌跡,我回顧四十年來的半生,竟也與聖人亦步亦趨,若合節拍。

                           ※                        ※                        ※

十六歲時高中的文理分流,是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抉擇。當時我在文學、歷史、哲學與數學、物理之間徘徊,一直以來,對人文的東西有著深切的投契,但我又沉醉於數學那樣純淨的觀念世界。坦白說,我的數學表現一直是學校中頂尖的幾位同學之一,甚至到了今天,我還懷疑,如果當初選擇的是數學而不是歷史,我在學術上的成就會不會更傑出些?

的確,在三十歲之後,當自己可以更明確知道自己的能力與侷限,約略知道自己在學術上可能有的最高表現在哪裡時,我常常會想起那一個被我放棄的人生。

二十二歲大學畢業,出國進修似乎是臺大多數同學的宿命,當時我念著父母親年事已高,不願遠行在外(其實現在想來,當時父母親才不到耳順之年,而今坐七望八,心中的牽掛是更甚了),因此,我沒有絲毫出國的念頭。當然,當時想要主修的是先秦思想史,也讓自己覺得不是有那樣的必要非得放洋不可。可是如果當初選的是數學呢?

以我高中時代的成績,當然會以第一志願進臺大數學系,畢業了,當然要繼續深造,但是,這時由得我執意留在國內嗎?我可能會到柏克萊加大,在四、五年內拿到博士學位,然後回國教書或到研究院。別笑我的狂妄,十八歲以前,我的數學能力,是可以支持我的狂想的。(1977年聯考前,我曾試答最近三年自然組與社會組的聯考數學試題,及同學為我找來當年建中、北一女的模擬考試題,皆得滿分)

我的確想,如果當初選的是數學而不是歷史,我在學術上的成就恐怕要更高些。但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自己年少時的抉擇,尤其在這些年來,當我愈發確認,作為一個「學者」,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後,就更明白、而且確定當年的選擇。

可是,當我十六歲選擇了文組,而後在一、兩年中,決定把歷史排在哲學和文學的上頭時,我的確是以「成為一個學者」來規劃我的人生。

                         ※                        ※                        ※

三十歲以前,我在成為學者的路上蹣跚前進。

儘管大學聯考還差強人意,以高於錄取分四十多分的成績進入臺大歷史系,自大學以來,在同學當中也還算被肯定,但是十八歲到三十歲之間,其實我自己明白,在歷史研究的路上,我並沒有能讓自己滿意的表現。黃俊傑老師在史學方法論的課堂上給了我最高分,後來也成了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但是碩士班階段,黃老師儘管語多鼓勵,有時仍婉轉地告訴我,我的研究只有事實的陳述,欠缺深度的分析。直到博士班第二年,黃老師覺得我的一篇論戰國時代古聖王傳說的理事糾結的文章開始有點意思了(發表於《史原》16期);博士班第三年,一篇論述戰國儒家「人」的概念的文章,黃老師非常客氣地說他深受啟發。(收入《奉天承運》附錄)那時我快滿三十歲,第一次覺得自己也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了。

二十九歲時,我離開待了九個月的歷史月刊,固然是因為當時與總編輯有些理念不合,道不同不相為謀,向那位其實相當照顧我的長者辭職。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因為月刊的工作佔去了太多心力,九個月中,讀書的時間相對減少了許多。那時,我和建民過從甚密,常常在談話中,建民告訴我他最近讀過的書,正在處理的課題。每一次的對話都讓我恐慌,因為建民的精進,讓我看到自己的停滯不前。於是我更堅定辭職的念頭,因為我人生的追求是成為學者,而不是個編輯人。

離開歷史月刊,因同在黃老師處幫忙,我和建民有了更多機會論學。記得幾次談到一個錢穆在自我評價《先秦諸子繫年》時所提出的觀念:只有依附在不朽經典上的研究,才能因而不朽。因此我們認真地討論,在先秦經典當中,各自要找哪一部書來作註解。

「立言」而後不朽,是學者的志業。但是,在解嚴前後的八○年代,時代也召喚著,除了作個學院中的學者,我們的另一個身分:知識分子。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儘管可以並行而不悖,恐怕還是區別學者與知識分子的最重要標準。
                       
                      ※                        ※                        ※

唸碩士班以前,我還在政治意識蠻荒未啟的年代中。1986年的立委選舉,是我第一次熱情地參與黨外的政見會,隨著康寧祥與謝長廷的場子南北奔走,也見證了林正杰的街頭狂飆。

1989年的縣長、立委選舉,我幾乎天天跑政見會場,黃老師戲稱我是「逐水草而居」。但是在90年之前,我一直都只是政治反對運動的旁觀者,只是臺下看戲的群眾當中沉默的一員。

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大概是臺灣社會最後一次普遍熱情地關懷中國的歷史命運,當然我也料想不到,在98年時,竟和學運領袖之一的封從德成了朋友。

90年的三月學運,臺灣社會開始認真正視自身政治經濟結構的扭曲,由備受社會寬容曲護的學生演出衝擊四十年戒嚴體制的臨門一腳。當然,兩年前蔣經國逝去,李登輝繼任總統,也在90年的政爭中,得到反對運動政治人物的奧援,開始逐步建立李登輝體制,開啟了後蔣經國的李登輝時代,也牽動了往後十年臺灣社會的恩怨情仇。

八九民運,畢竟隔層紗;三月學運,才是自己的舞臺。當然,我的性格總是讓自己扮演著觀察者的角色。但是五月時,李登輝提名郝柏村擔任閣揆,而反軍人干政的運動卻始終不成氣候,我也終於按耐不住,以「曾平」為筆名,寫了第一篇評論文字,題為〈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文長五千字,投稿中時晚報時代副刊。中時晚報以顯著標題與大版面刊登了,副刊的一位編輯轉達主編羅智成的意思,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副刊的編輯工作。我推辭了,因為我還是想作個純粹的學者。

之後,我陸續在中晚發表了五篇時事評論文字,最後一篇發表於90年12月,然後我還是回頭寫論文去了。

                             ※                        ※                        ※


90年對我來說,另一件重大的事件,是暑假時隨父母返鄉祭祖。初次的中國經驗五味雜陳,不必細表。回到臺灣後,我在中時晚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第一故鄉〉(1990/10/21),末段這麼寫著:
迢迢歸鄉路,無論是喜悅、徬徨、悲愴還是幻滅,都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儀式。在淚水的洗禮中,過去的一切記憶,不是無情地斬斷,而是找到了真正的位置,現實卻因而更加清澈。時代的悲劇,造就了無數個悲傷的靈魂,許多人找到了生命的新故鄉,也有許多人依然飄浮無根,活在四十年前那已然消逝的時空之中。父親的那句「臺灣是第一故鄉」,讓我在這次中國之旅的無限傷感之中,感到一絲的激勵與奮發。我知道,當過客成了歸人,生命就變得無比的真實了。
如果說我有什麼樣的「臺灣意識」,應該就是從第一次的中國之旅後才開始的。猶如表演工作坊在〔暗戀桃花源〕之後,推出的〔回頭是彼岸〕般,我認真地省視自己過去對腳下土地與人民歷史的疏離與陌生,開始認真地要「成為一個臺灣人」。(這是我想在五年內完成的一本書的名字)但是,當我為自己的「中國人」身分悼亡的時候,大概不會想到在五年後,會在《奉天承運》的序中寫下這樣的心情:
在島外那龐大而仍帶有些神秘的古老中國,從1949年以後,成了另一個令人好奇又不禁膽顫的國度。許多外省人回到那四十年來朝思暮想的故國,卻發現景物不再,人事全非。長久的貧窮與壓抑,造成了人心的貪婪;匱乏的經濟與生活條件,讓禮義之邦不知禮義為何物。年輕一代的臺灣人(不管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對中國帶著嫌惡與不屑。老一代的外省人,潸然夢碎之餘,發現那四十年來一直被視為寄旅的島嶼,已經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新故鄉。於是匆匆去來,對老家人說聲抱歉:我是臺灣人,我只是過客。但是回到島上,卻聽到另一些人說,我是房東,你是房客。和對岸劃清界線,要不,回你自己的家去!
什麼樣的界線呢?是骨肉親情,是民族文化,還是國家歸屬?提著行李徘徊於風中:有人與過去徹底絕裂,投入新故鄉,分股作房東;有人割捨不了舊情,又不願被逼搬離,和那自稱房東的人爭奪房東名份;有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樣才能把情感、文化、政治這些不同的東西打成一個包袱,做個單純快樂的新臺灣人。

原來「過客」能不能成為「歸人」,不是自己能決定的,還得要把自己過去的行李拋得一乾二淨,甚或要與自己的過去反目成仇,才能得到「房東」的「認可」,落戶安居。

                          ※                        ※                        ※

像我或是澎生、懷真、鴻中、季倫這樣的所謂「外省第二代」,八○年代末期開始的「回歸」其實是雙向的。我們一方面確立了自己「開臺第二代」的身分,的確,生在臺灣,長在臺灣,一輩子都在這裡,我們怎能不是「臺灣人」呢?但是,父母親(或對一些朋友來說是父親)身上所烙下的時代印記,豈不也深深刻劃在我們的生命中呢?

我父母親都來自閩北山村,母親是童養媳,自幼即隨祖父母遠渡重洋,移民馬來亞墾荒。直到二十歲,才回福建老家,兩年後與父親成婚來臺。父親中學畢業,戰後不久到了臺灣,從46年起即在花蓮安分地當個小公務員。二二八、五○年的白色恐怖不幸都趕上了。這些事從小都聽說了,但是長大之後,外邊的世界更吸引了我的目光,逐漸地,也就淡忘,父母親也不再話說從前了。

90年,我走過父親年少,母親青春時所走過的足跡,回到老宅,祭拜無緣得見的祖父母,竟撩起了十多年顧不著、想不起的父母親過往歲月的記憶。95年,我隨父母到馬來亞看當時已九四高齡的舅公,母親二十以前的少女青春歲月,和正值七秩,白髮蒼蒼的微弱身影交疊著,心中百感交集。回來後,寫了〈尋找「家」的歷史〉,發表在曉容所主編的《北縣文化》(45期,1995/6/28)上,我這麼想:
這兩次的返鄉之旅,彷彿是溯父母親生命之河往上走,讓我對兩位老人家的曲折人生有了更具體而深切的領略。對我而言,也都是一次次奇妙的發現之旅,發現過去,發現歷史。……我也才再次意識到,原來除了年少至今所見的一切,父母親還有另一段也許更曲折離奇的生命經驗,是親如兒女也毫無所悉的。
於是,當我進行學位論文,有關帝制中國國家正當性問題研究的同時,我也開始了第一次的尋根之旅,並從此開始逐漸探知而揭開父母親另一個封閉潛藏已久的心靈世界。每一樁由父母親口中說出的往事,不管是祖父在馬來亞開墾的艱苦,叔公被土匪綁架然後撕票,還是二二八時的顫慄與恐懼,白色恐怖時期的一段無妄之災,都是一段段最鮮活的歷史記錄。

 於是,在迴向本土的同時,我也迴向自己生命的源頭。但是,在我身上一點問題也沒有的這兩種回歸,在九○年代的臺灣,卻是被撕扯的、也常常被一些人宣稱如同寇讎的敵對情感。

                         ※                        ※                        ※

但是,在95年時,我還是一心想成為個傑出的學者。

我的意思是,儘管在學術之外,我開始有著那般的焦慮等待安頓:一邊是社會實踐的前路迢迢;一邊是生命迴向的困頓難行。但是,我始終沒有動搖過「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韋伯式使命。我當然也以為,學術同時是安頓我存在意義的不二法門。

當然,三十而立的想望依然長存我心,儘管三十歲的自己,已清楚知道在學術的路上能走得多遠,我不妄自菲薄,也不好高騖遠。但是既然其志不改,剩下的就是要認真地走到自己所能走的盡頭。在博士論文之後,我繼續處理關於「帝制中國初期國家正當性」問題的研究,規劃在幾年內要集結相關論文成書。再來,還得接著處理關於初期儒家、關於古典生命觀念的問題。然後是升等,以及確定自己在學術界的位置。

但是,92年初到成大時,我還很想轉換跑道,探訪〔外省人在臺灣〕的曲折歷程。雖然,我始終抽不出足夠的時間,沉重的授課負擔,在既有學術跑道上有所成績的自我期許,都讓我僅止於搜集了部份四九年前後的報刊資料後,就停了下來。

也許從那時開始,在我心就中潛藏著另一種聲音。在95年 《奉天承運》的序中,我坦露寫作博士論文時的心情:
I990年代的這島嶼,激情與迷惘交織成了一個奇幻的世界。但是,在1990年初秋到1991年季春,我寫作這本書的初稿時,心中了無迷惑,我希望能藉著這本書的論述,揭發「國家」的不義本質;也藉著重建帝制中國初期對「國家」正當性的建構,說明「國家」的正當性不是不證自明、天經地義的信仰,來了結年少時對「國家」與「領袖」無可置疑的崇敬,為那純潔的心志立碑紀念。
如果論文的完成,基本上已經解決了我對自己年少懵懂的救贖,已經樹立了一座紀念青春的石碑了,那麼,我還逗留在這裡做什麼呢?

當然,逗留不會是沒有意義的,那可以讓我更全面而深刻地去完善既有的成績,甚或那對安頓我心中的焦慮也不會是無助的,正如澎生、懷真及許多朋友正在做的一般,我們都不是無所為而為的「純」學術工作者。但是,如果我現在正和心中另一個陰影搏鬥,要走出一條安頓自己的新路;又或者,我看見旅途中盛開的花朵,正迎向前去,彎下腰來,細細品味生命的美好;那麼,我為什麼要繼續流連於此呢?

我要說的是,儘管我們的研究都有著深刻的現實關懷,但是學術研究本身會帶著我們長路漫漫,尋訪他自己的終點,而那卻未必是我們人生的終站。學術研究是有其內在生命的,他像一座又一座的大山,我們從山腳下啟程,爬到半山腰,遙望峰顛猶在白雲繚繞之中。小歇片刻,是該繼續攻頂呢?還是往自己的旅途找自己的路走呢?

有一回,在車上聽廣播,有首點播歌曲竟是「亞細亞的孤兒」,久違了,八○年代的羅大佑。隨著哼唱,學生時代種種又浮上心頭。最近看公視的「人間四月天」,張幼儀、林徽音和徐志摩的故事極動人。和春蘭談起《胡適與韋蓮司》,找出《小腳與西服》來,回顧八十年前情與義的掙扎。

我總在想,是《史語所集刊》、《新史學》中嚴謹的學術論文,還是一齣感人的戲,一個動人的故事,一曲悠揚的樂章,幾行午夜迴盪在心底的詩句,更能夠貼近人心呢?我可不可以不繼續攻頂,回到我自己人生的路途,而不是學術史要求我走的路呢?
 
                         ※                        ※                        ※

96年,我遲遲才讀著一本人生的大書。和春蘭相識兩年半後,決定結伴同行此生。97年10月18日,安棣來了,帶給我們的除了忙碌疲累外,是前所未有的喜悅與幸福。從此,我的生命纏繞在「女子」與「小人」之間,開啟了一個新天新地。

其實,我一直都是安於家室的人。二十二歲時,我不願離開父母遠行。結婚後,我幾乎不曾留下春蘭一人在家過夜,因為我知道夜裡她會害怕。每回北上,若非與春蘭同行,必是當天往返。後來,索性能免則免,迴避了許多臺北的活動。黃老師戲稱我婚後成為個「新保守主義者」,我受之無愧。安棣與我們結緣後,更成了我們生命中的最大磁場,只要癡癡地望著安棣的一顰一笑,天地之大,與我何干?

到了臺南,到了成大,遠離臺北的學術核心,僻處邊緣,也許也是個機緣,讓我能夠有著省思自己學術生涯的迴旋空間。把自己抽離出來,才看到世界不只是那般模樣。不必諱言,當初來到南臺灣,非我所願。但我隨遇而安,在這兒也算做了些事。結婚前向杜正勝老師求字,原以為杜老師會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的詩句,想不到老師真是嚴肅到家了,但是他的題詩對我也是莫大的鼓勵。詩云:
達摩西來我南行,南天一片日夜明;人間隨遇披荊棘,赤手空拳萬頃平。
當然,當時讓我更貼心的是陳熙遠的賀詩:
令狐俠膽曾平氣,文采質彬繹史心;雩舞詠歸歆點志,盈盈春暖醉蘭薰。
「令狐」、「盈盈」典出《笑傲江湖》,當時在黃老師處,我被戲稱為大師兄令狐沖。末句鑲嵌「春蘭」二字。「曾平」是我的筆名,取母親的姓(曾)和早年漫畫四郎、真平的「曾平」之諧音。舞雩歸詠,語出《論語》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在賀詩附記中他寫道:
聞友人間曾藉《笑傲江湖》令狐沖一角稱道健文;健文又嘗以「曾平」為筆名析論時政、寓文寄情,原名當典出《諸葛四郎》一書。另「盈盈」一語欲擬雙關,亦諧《笑傲江湖》人物。想小說漫畫,每寄寓俠情;健文任俠鍾情,今得春蘭為侶,可謂平添江湖佳話。
所謂「友人」,說的是季倫有回在研究生研究室的留言簿上說我「俠骨柔情」。當然,熙遠當時祝賀我的新婚,總是多說好話,但是他對我性格的兩面,是有著深切瞭解的。

                      ※                        ※                        ※

去年盛夏,在懷真赴東瀛前,安棣、春蘭和我到臺北,與諸友小聚。晚上借住季倫家。第二天,開車在市區中盤旋。當我們想到凱悅午茶,卻迷失在基隆路上,繞了個大圈時,我很感慨地對春蘭說,住了十多年的臺北,不再是我的家了。

遠離臺北,對我來講,同時也是遠離臺北所代表的學術中心。我與十六歲立志、三十歲想望的「學者」之路漸行漸遠了。現在的我,要迴向生命的本體,我不想再迂迴在學術的路上,寫著一篇又一篇生硬的學術論文,探究著一個又一個的學術課題。當然這一切也都在解答生命中的困惑。但是,在我的後半生,我要更直接,就在當下,面對面地與生命中的焦慮與殷盼對話。

很奇妙地,就在四十歲生日過後不久,我開始覺得有些罐頭包裝上極小的字,愈來愈模糊,白髮也日益明顯,生理與心境的變化莫名地相遇了。蘇東坡四十五歲於赤壁懷古,說:「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感歎「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韓愈四十歲,說自己「髮蒼蒼、視茫茫,而齒牙動搖,」悲慟十二郎的早逝。胡適四十歲,已引領風騷十餘年,自述其前半生。四十歲的我,其實常常想起二十四年前,在花蓮海濱熱愛文學、哲學的純潔少年;和十年前,在一場無力的街頭遊行後,回家振筆寫下〈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的憤怒青年。

十六歲,我決定成為個歷史學者;三十歲,我渴望建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四十歲,我想要確定的是:我要過的是怎樣的人生。



附記    2014/4/18    舊曆三月十九日



「四十歲的我,其實常常想起二十四年前,在花蓮海濱熱愛文學、哲學的純潔少年;和十年前,在一場無力的街頭遊行後,回家振筆寫下〈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的憤怒青年。」

「十六歲,我決定成為個歷史學者;三十歲,我渴望建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四十歲,我想要確定的是:我要過的是怎樣的人生。」


而今,「知命」以上 ,「耳順」未滿。四十歲的焦慮,於今為烈;四十歲的殷盼,路漫漫其脩遠。

日本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1928-2007)在一本與小說家小川洋子對話的集子中時說:


「如果硬要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就會喪失重要的東西。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靈魂,這是我對靈魂的定義。」
「靈魂就是試圖明確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時所喪失的東西,善惡也一樣。」


總覺得河合異常精準地說出了我們時代、我們島嶼的本質問題。
是該寫篇文字來應答我們的時代了。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尋找「家」的歷史_1995

尋找「家」的歷史

曾平   1995年3月7日


二月間,和父母親到馬來西亞去,不是為觀光旅遊,而是去看看在那裡的舅公和姑姑,舅公94高齡,姑姑也75歲了,爸媽說,現在不去,還等什麼時候呢?

到馬來亞也不只是去看親戚,那兒還是母親少女時代的成長的地方,說是另一個故鄉也不為過。因為祖父母在1920年代移民南洋開墾,後來便把姑姑和當時還是童養媳的母親,帶到那仍蠻荒的原始熱帶雨林中。母親告訴我,隨著開發所造成的地力衰竭,他們每年遷居到新的叢林中繼續開墾,多少個夜裡,聽著遠處老虎的吼嘯聲,害怕地躲在茅草搭成的小屋中。然而,當我們到了母親的故居,當地早已景物全非,從過去的原始叢林變成一個個聚居的村落,難以想像五、六十年前的叢林世界。

第二天,我們去看母親一位已49年不見的兒時玩伴,回程時,母親感慨地說,二次大戰時,日本人進軍馬來亞,趕走了原來的殖民者英國人之後,那人的丈夫被日軍抓走,據說到海南當軍夫,但就此下落不明。她含莘茹苦地一個人把小孩帶大,至今兒孫滿堂,也算是苦過來了。

1946年,母親二十歲,先老遠到了檳城,等了十多天的船,又經過多日的航程,在香港停留之後,回到福州馬尾,再折回古田老家。1948年,與父親結婚,然後隨父親到臺灣,從此開始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二月間的大馬之旅,看的是母親少女時期的家鄉,五年前到中國大陸,則是回父親少年家居之處。1990年,我陪父母親回中國大陸的老家,從香港轉機到福州,福州轉搭包車,五個小時車程到古田縣城。從縣城又大費周章,花了幾個小時,換了出租麵包車、拖拉機,才到了那至今仍貧困、落後的小山村──中直村。到中直之後,許多的驚奇與特殊的經驗,不必在此細述。倒是那樣的一個聚落,全村五十一戶,三百多口人,清一色的姓王,也就是我的同姓族人,讓我驚訝不置。我的整個上代親族,只有父母親到了臺灣,從小聽到朋友說起眾多的表姐妹、堂兄弟、叔公、嬸婆,或是到外婆家的溫馨經驗,清明掃墓種種,總覺得是奇妙而遙遠的事,原因無他,我們家在臺灣舉目無親罷了。

除了父母兄姐外,我所見的第一個親人,是在古田縣城郊的兩個舅舅,再來,就是在中直的三百多個族人了。而我這輩子第一次掃墓,卻是在到了中直之後的第二天,到村子外的山坡祭拜祖父母。這些原是一般人從小習以為常的生活,卻在漫長的三十年之後,才來到了我的生命中。

五年來,我不曾再到過福建老家,卻因92年與93年兩次到中國大陸旅行,在杭州與表弟見了兩回。但古田鄉間舅舅與堂叔嬸、堂兄們的身影,卻不時浮現在腦海。其實,和他們真是疏遠了,遠得如同陌生人。然而,親緣的奇妙連繫,讓那樣的感覺又絕非路人般的無牽無掛。94年,父親又回老家一趟,母親不便隨行,卻時時念著要再回去看舅舅。那一天,我再陪母親同行,讓她了此心願呢?

這兩次的返鄉之旅,彷彿是溯父母親生命之河往上走,讓我對兩位老人家的曲折人生有了更具體而深切的領略。對我而言,也都是一次次奇妙的發現之旅,發現過去,發現歷史。作為歷史的學徒,從大學時代算起,也有十七、八年了,漫長的歷程中,最後選擇的是古典與傳統之交的中國思想與社會的研究。但是,有個基本的問題卻是這些年才想到,而深感遺憾的,那就是:我對自己家族歷史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

由於時代的悲劇,讓父母親的那一代如花果飄零般地四處散落,各自棲身海角天涯,也讓我對再上一代,甚至是姑姑、舅舅、阿姨的認識,僅止於字典上親屬稱謂的描述。從1963年父親為祖父母所辦的隔海追悼會之後,我的生命中就不再有父母兄姐之外的親人。也許一直要到1983年,失去連絡多年的姑姑第一次從馬來西亞到了臺灣,「家族」這個字眼才再次鮮活了起來,我也才再次意識到,原來除了年少至今所見的一切,父母親還有另一段也許更曲折離奇的生命經驗,是親如兒女也毫無所悉的。

於是,當我進行學位論文,有關帝制中國國家正當性問題研究的同時,我也開始了第一次的尋根之旅,並從此開始逐漸探知而揭開父母親另一個封閉潛藏已久的心靈世界。每一樁由父母親口中說出的往事,不管是祖父在馬來亞開墾的艱苦,叔公被土匪綁架然後撕票,還是二二八時的顫慄與恐懼,白色恐怖時期的一段無妄之災,都是一段段最鮮活的歷史記錄。

父親的一位同鄉老友,在二十年前,手寫油印了一份《說給孩子們聽的──家的故事》,用生動的筆觸寫下了屬於他的家的歷史。而今,父母親帶著我,用腳步寫下了他們的故事。我也一直在想,怎樣可以更完整地整理出屬於我的父母親,以及屬於他們的──家的故事?

母親在馬來亞之行時,很想再能看到如當年所住的茅草破房子,拍張照片。她帶著些玩笑神情說:「這麼,我告訴別人曾住過那樣的破房子,才有人信得過。」但是,今天的馬來亞正如一、二十年前經濟起飛時的臺灣,破舊立新,到哪裡去找那樣的茅草屋呢?陋室並不足惜,值得珍視的,是那曾經歷過的真實生活,與心靈的記錄。歷史其實就像過去的茅草屋一樣,在不經意間,就隨風而逝,杳無蹤跡。「家」的歷史,是每個人最切身相關的,也是形塑一個人最初,也許也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它同時是最容易被忽略、被遺忘的故事。當我們極目四望,追索那遙遠時空的歷史前,別忘了,首先該做的,也許是尋找屬於你自己的──「家」的故事。

                      (本文發表於1995年45期的《北縣文化》季刊)






馬來亞霹靂州實吊遠,姑姑、紹庚表哥一家



父親母親與大表姊玉蘭夫婦



我們和紹庚表哥、紹生表弟及其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







 
 

2014年4月14日 星期一

第一故鄉 _1990

第一故鄉

曾平 《中時晚報》「時代文學」1990.10.21

小時候,全家圍著吃水果,父親指著我正在吃的梨說,當年在家鄉吃的梨,又大又甜,不像在台灣的那麼小家子氣。在家鄉,整個山頭都是我家的田地,富饒而令人留戀。
小學五年級,一次父親問我,將來反攻大陸,回家鄉要做什麼﹖父親說,你好好用功,以後可以回去當縣長。當時我正唸完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頗不以為然,因為書中的縣令只是個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芝麻綠豆小官,我才不屑於只當個縣長。我不禁想像著,在還我河山,解救苦難同胞之後,望著一個山頭的自家田地,萬里江山,任我翱翔﹗

家鄉是什麼﹖家鄉是上學時填寫資料中的福建省古田縣。從小到大,一遍遍地填著那幾個字,填得愈多,愈感到陌生。高中時,透過住在馬來西亞的姑媽和家鄉的親人再次連絡上。以後,父親說的多半是祖父在一九六三年過世前的坎坷際遇,我開始愛聽鳳飛飛唱的台灣民謠,不再想起家鄉的水果和田地。我也逐漸知道,雖然一九五O年代雷震曾因評估反攻大陸的公算不大之類的文章,被判了為匪宣傳的罪名,但是大陸似乎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反攻的。
今年六月,父親終於在退休之後,重返闊別了四十二年的家鄉。我陪著父母親,搭乘中國民航班機在福州機場降落,父母親是近鄉情怯。而我只是看著機場上服裝不整的人民警察,驀地興起一種莫名的懼怕。理智告訴我,這種懼怕是無謂的,但長久以來的反共宣傳,還是制約了我踏上神州故土的第一個感覺。

在古田縣城郊舅舅家裡,一邊吃舅舅自己種的水蜜桃,父親一邊形容梨山那碩大多汁,彈指即破的桃子。在路邊市場,我找尋不到兒時嚮往的大梨子。過些天,到了從古田縣城搭車兩小時,再步行兩小時的山中小村──中直村,那是父親自小生長的地方。我驚訝地發現,全村五十一戶,三百多口人,全是同姓族人。先祖在明永樂年間,避至這個四條小溪沖積成的小山谷中,開發了這個幾百年來至今仍落後窮困的小山村。長久以來,族人生於斯,長於斯。先人最初是從浙江金華遷到裡來,族中傳說,祖先在金華有大筆田地,富有極了,幾百年來,時時要回金華收租。父親歎了口氣說,先人真是那麼富有,也不必到這毫無發展的窮鄉僻壤來了。

兒不嫌娘醜,即使先人當年是窮寇流民也罷,總是篳路藍縷,開墾了一個個山頭。除了六O年代的大饑荒中,餓死了一些族人外(祖父病逝於一九六三年,但六O年的饑荒傷害了他的身子),大致可以維持溫飽無虞,較之西北內地,是好太多了,但是這種對過往美好時光的緬懷,卻讓我想起了兒時對富饒故鄉的嚮往。

一天,陪父親到步行約四小時外的另一個小山村──梅坪,那是父親另一個回億最多的地方。由於姨婆和姑婆嫁在梅坪與鄰村高洋,因此村中的表伯叔們,都和父親一道唸書,嬉戲長大,父親就是在這兒唸小學的。村中長輩雖然相隔了四十多年,有的還依稀記得父親的臉龐輪廓。一草一木,一磚一石,兒時玩伴,無不勾起父親無盡的回憶,淚眼糢糊中,兒時情景卻一一浮現眼前。在一旁,聽他們說起前塵舊事,說起那苦難的六O年,忽而是喜,忽而是悲。四十多年,難以想像的漫長時光,命運狠狠地捉弄了兩岸的中國人。看過許多有關返鄉探親的小說、報導和戲劇,類似的情節無時無地不在上演著,但是我知道,我永遠也不能真正體會他們的心情。

一位遠房表弟,縣城中的雷醫生,陪同我們到梅坪去。看著父親的觸景傷情,他說,這是您的第二故鄉囉﹗父親說,不,是第三故鄉,中直是第二故鄉,台灣才是第一故鄉。剎那間,兒時的記憶都變得那麼虛幻而難以捉摸。老家的梨並不那麼大,田地並不那麼富饒,那只是在無盡的思鄉之情中,一種主觀意願的投射。後來在北京全聚德品嚐聞名遐邇的北京烤鴨,當父親說,全聚德的烤鴨不但比不上台北的真北平,連花蓮小館子都不如的時候,我覺得我完全能了解父親的心境。原來故鄉只在人的心中,而不只是具體的山河,更不是身分證上的籍貫。我不是美食家,不足以分辨烤鴨的好壞,但是真北平的烤鴨之所以令人留念,並不是因為他是「真北平」,而是因為他在台北。就像「真北平」店招所反映的時代荒謬一般,四十一年來,已經沒有「北平」這個城市了,我們卻還要強調「真」北平。「真北平」事實上只是個「假北京」,他之所以為真,是建立在台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骨肉親情,四十年家國懷想,在父親那嚐盡生離死別辛酸的一代,是再真實不過的了。有一天能「反攻大陸」,歸回故園的盼想,雖然虛幻渺茫,卻也是那一代人能堅強地過日子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但是在日復一日與現實中的土地與人民的親近當中,漸漸地,他們找到了另一個生命的憑據。

迢迢歸鄉路,無論喜悅、徬徨、悲愴還是幻滅,都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儀式。在淚水的洗禮中,過去的一切記憶,不是無情地斬斷,而是找到了真正的位置,現實卻因而更加清澈。時代的悲劇,造就了無數個悲傷的靈魂,許多人找到了生命的新故鄉,也有許多人依然飄浮無根,活往四十年前那已然消逝的時空之中。父親的那句「台灣是第一故鄉」,讓我在這次中國之旅的無限傷感之中,感到一絲的激勵與奮發。我知道,當過客成了歸人,生命就變得無比的真實了。



迢迢歸鄉路

颱風過後,離開中直村

父親老家門口

祖父母墳前掃墓

古田縣城,與阿姨、大舅、二舅及其家人

中直村,1990



附記:


1990年,第一次中國行,陪伴父母返鄉探親祭墳,六四剛過一年,氣氛仍有點緊張。中國的改革開放剛經過一個重大轉折,貧窮而無秩序。父母老家在閩北山裡,很美的山村,卻是窮鄉僻壤。老家的親友,剛張開眼望這世界,對台灣來的我們,滿臉的好奇與欣羨。
第一次的中國之旅,五味雜陳,難以盡白。對我來說,很弔詭的,它更確定了父母親與我的台灣意識、台灣認同。
往後的二十多年,歷史扉頁被時代颶風狂掃,回首當年,總是覺得,能夠那麼單純地保有心中的多重情感與記憶,真好。

可惜了!

2014年3月23日 星期日

青春如火__《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第二篇,計三章__2011

 


 

霧迷津渡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
                      鄧伯宸口述,鄧湘庭記錄整理,〈那個大霧的時代〉《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2001年2月26-8日

「不安」的時代與「不安」的青年


去年年底,因為要追尋西格瑪社的故事,我寫信給西格瑪創社元老之一的劉定泮,劉定泮熱心地轉信給許多為老西格瑪,其中一位是參與綠島人權園區規劃的曹欽榮。我的信中提到,西格瑪代表了在基本上保守規矩的成大校園中,一種「不安分」的聲音。
因為對「不安分」三個字有所感,曹欽榮回信給劉定泮與我:
「不安分」的提法,真實的反應大學求知和生活的理想性的一個側面,用也曾經是成大學生的鄭南榕的話說:「西格瑪的自由思想」,曾經是成大校園的騷動吧!
我回想了多年前(2004年)首度接觸白色恐怖官方檔案時,幾拾萬頁檔案中,從成大涉案學長的名字和檔案內容,連結成大西格瑪令人懷念的同儕學校生活,不禁冒了身冷汗,當年在校時胡添培學長從學校失蹤的消息傳聞,在校園裡流竄著。……
我這幾年因規劃綠島園區等工作,調閱檔案看到成大從50年代(像東元張火山學長、永豐餘家族被槍決的何川曾經是成大附工老師,其中也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師長、學生)到1972年成大共產黨案,最近也採訪了共產黨案的交管系吳俊宏學長,我有一點感想:大學正需要「不安分」思想的衝擊,否則「真理」難求吧!
許多學長在必須為了自由思想付出代價的時代,他們的的靈魂裡,「不安分」是在成大環境形成的嗎?還是時代造成?或是個人自我追求?成大曾經給予他們大學靈魂的種子,或現在的掌聲,或是掩藏在歷史荒徑裡?
曹欽榮的信中提到鄭南榕的名字,讓當時的我感到詫異,向來只知鄭南榕是台大哲學系畢業,更早讀的是輔大哲學系,從來不知道他曾經讀過成大,更不知道他曾經是西格瑪。

信中也提到的成大共產黨案,則是十年前編纂《世紀回眸》時即深深好奇,卻無由追索的。《世紀回眸》中節錄了兩段共產黨案當事人之一鄧伯宸口述〈那個大霧的時代〉中的文字,編纂小組同仁林瑞明在〈青春歲月〉中簡短地陳述了該事件。原來希望能有個主題專就此事件蒐集彙整更多資料,但因時間限制,無法再深究。
2009年11月12日,成大中文系林朝成、臺文系鍾秀梅兩位教授,邀請「成大共產黨案」的當事人吳榮元、吳俊宏,舉辦「1970年代左翼運動成功大學共產黨案報告會」。鄧伯宸聞訊不請自來,三位當事人或者陳述事件過程、或者暢談近三十年來所感與胸中懷抱,林瑞明也在現場敘述當時陪同一位加拿大籍外國學生到景美看守所探望的經過。
我與校史編纂團隊另一位成員恆安都到了現場,聆聽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等的歷史見證,感受到他們身上承受歷史傷痕的悲愴。




胡添培的名字是在曹欽榮的信中第一次看到,與胡添培同案的許武華則是在2010年年底訪吳鐵肩時耳聞。2011年初,徐光台來台南口試,我們趁便訪談,原是針對西格瑪社,但卻從徐光台口中知道1972年底成大學生所進行的「台西社會調查」及其成果,成了不久後當局逮捕成大學生的口實,其中,後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的許武華、鄭春朝,都在調查團成員名單中。
訪談結束後,我立刻翻出了《世紀回眸》,找到那張發表〈雲林縣臺西鄉社會調查報告〉的《成大新聞》第十六期的影像。又翻到大事記1973年我當年節取的兩段針鋒相對的校園言論史料,一篇是《成大新聞》第十八期〈充分發揮學生刊物的作用〉,另一篇則是在停刊兩個多月後《成大新聞》第十九期,所發表的〈復刊辭〉,其中批判「過去由某社團或少數人所壟斷、操縱、把持言論的惡習。」

十年前在模糊的認知下,所摘取《成大新聞》的三段史料,如今連結起來,成為挖掘1970年代成大再一次的校園政治整肅行動的入口。今年六月,在吳俊宏的引介下,我們訪談了胡添培與當年《成大新聞》的總編輯、社長黃宏義,細讀了黃宏義提供的《成大新聞》第一到二十一期的內容,我意外地發現,多年前閱讀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一書中所談到的台大校園左翼青年的熱烈行動,儼然就是同樣的故事、在同一個時代分別於島嶼南北發生。許武華、鄭春朝、胡添培等人在1973年2月被逮捕,與黃道琳、錢永祥等台大學生被拘押問話的時間很接近,基本上是同時發動對校園內異議學生的整肅行動的不同環節。
錢永祥、黃道琳等被拘押數日後放出來了,半年後,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當局的手直接伸入大學校園,顛覆而且接管了一個學系。許武華、鄭春朝不再回到學校,胡添培三十八天後返校,被記了大過,卻又在六月畢業典禮當天,直接從校園內帶走。在這之前一年,「成大共產黨案」逮捕了多位成大學生,兩位交管系學生蔡俊軍、吳榮元一度判死刑,更審重判減為無期徒刑,兩個年輕的生命虎口餘生。
1970年代開始,熱血青年與國家機器之間的衝撞,伴隨著國際及國內形勢的巨變而來,並非偶然。



1970年代的歷史氛圍


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現代主義與對西方文明的崇尚蔚為一時之風潮,李敖所主持的《文星》甚至主張「全盤西化」。這樣的風潮到1960年代後期逐漸消退。當西風走過,1970年代的尋根熱潮來得猛烈。甚至連學術界中,也在1960年代複製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之後,開始反省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問題,1972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討論》反映了這樣的努力。有別於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台灣本土化運動,1970年代的尋根,是以「發現中國」的命題出現,「在台灣的中國人」是最普遍的提法。
21歲離開家鄉渡海來台的詩人余光中,書寫鄉愁極為深刻而動人。1973年,其詩作〈斷奶〉極具象徵意義:「一直,以為這只是一舢渡船,直到有一天我開始憂慮,甚至這小小的蓬萊也失去,才發現我同樣歸屬這島嶼。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斷奶的孩子,我慶幸,斷了嫘祖,還有媽祖。」
余光中的詩反映了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的生存危機,「蓬萊」的海上仙山隱喻,說明對這島嶼的眷戀。而「嫘祖」與「媽祖」的對比,卻也說明了「中國」與「台灣」的雙重認同。「發現中國」與「發現台灣」,在1970年代許多人的心中,是沒有分別的。一直要到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揭開封閉的神秘面紗而現身時,一個現實的「中國」呈現在眼前時,新的歷史結構才又重整。
尋根的年代蓄藏了民族主義的薪柴,在後續而來的年代中,分別點燃了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熊熊烈火。

1970年代初,在兩岸分治二十年後,台灣再度遭逢巨變,變故從外而來,形成了二十年來最大的外部危機。美國檢討其全球戰略,試圖改善與北京政府的關係藉以制衡蘇聯。1971年,首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將出訪北京;隨後,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由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台北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國代表席次;1972年,尼克森訪華;接著,日本與北京政權建交;隨後幾年內,失去了多數邦交國,中華民國再次成為國際孤兒。
不止於此,1971年,美國計畫將琉球群島主權歸還日本,經日本要求,包括主權原屬我國的釣魚台列嶼,也同時移交日本。留學美國幾個重要都會的學生憤而組織「保釣會」,到日本領事館抗議遊行。同年四月,美國國務院正式宣佈將釣魚台主權交給日本,旅美學生2千餘人聚集華府抗議。同時,台灣內部從台南的成功大學到台北的台灣大學,都發起了遊行抗議活動,從此掀起了在戰後台灣史上影響重大的「保釣運動」。
外交上的重挫使得內政的改革更為迫切,集結於《大學雜誌》的青年知識份子,開始提出改革主張。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遷台後,國會未能定期改選,反應民意,形成政權結構與社會基礎的斷裂,歷經二十年,更形嚴重。蔣經國於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實質繼承蔣中正晚年的政治權力後,推動本土化政策,開始拔擢更多台籍社會菁英進入政權,同時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有限度地重構政權的社會基礎。
退出聯合國前後,一些青年知識份子以《大學雜誌》為發表國事評論的主要刊物。1971年7-9月的《大學雜誌》連載了一篇〈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文章一開始便說:「今天,面對這種複雜萬端的國際逆勢,想要『扭轉』逆流,而從『外交』著手,無論如何這是『操之在人』的事,但如我們從『內政』著手,這卻是道道地地可以『操之在我』的事。……一旦我們對於社會的安定有了安全感,很多不必要的過當措施都可以從此束之高閣。」同年10月的《大學雜誌》,由15位成員共同發表的〈國是諍言〉,主張「必須從根本上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只有健全的現代社會,才是經得起風暴襲擊的社會。」11月,由十五位知識青年連署發表〈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其中包括多位仍在學中的台大學生,如:王杏慶、王復蘇、洪三雄、錢永祥等,其中,就讀台大醫學系的王復蘇是成大建築系助教王鎮華的弟弟。1972年5月,美國正式將釣魚台轉交日本,台大代聯會主席王復蘇在傅鐘下絕食靜坐,在成大的西格瑪社靈魂人物王鎮華也受到關切,是否可能南北唱和?
吳榮元回顧並詮釋他自己從高中到大學的時代大氣候,文化大革命、美國反戰運動、黑人人權運動,當時的世界處於狂飆的時代。同時,那也是二戰之後的新秩序重整的時代。一方面新興科技帶動了經濟發展,但是經濟發展之後形成各種社會問題也出來了,所以到了1960年代又是一個重整的階段。吳榮元認為,自己剛進入大學時,正好就碰到這個大時代的改變。而1971年退出聯合國與釣魚台事件,對台灣內部更形成了直接的衝擊。吳榮元認為釣魚台事件是因為台灣失去聯合國席位時的危機意識,激發了大家對於自己所存在的臺灣何去何從的那種意識,讓學生也充滿了那種激情。
危機就是轉機嗎?知識份子言路大開,蔣經國的態度,看似開明,一時之間,頗有中興氣象。
然而,在政權有限度的縱容與知識份子的自發愛國行動下,當局卻發現事態的發展不是他們所能充分掌控的。知識分子報國的熱情,延燒成要求「校園言論自由」,甚至提倡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等政治主張。保釣所激起的民族主義熱情,發展成激越的反美情緒。當反美顯然與國家政策與政權利益不合,當局必須壓制時,民族主義者熱情的投射對象,就轉移到了紅色中國。
當局面逐漸走到非當局所期待的方向,當政權感受到其賴以統治的整體嚴密控制出現裂隙時,窺伺在旁的國家機器,便開始進行獵殺行動了。


「那個大霧的時代」


從某個角度來說,1970年代開始,是個縫隙初顯的時代。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那種絕對高壓、大肆整肅的年代,似乎已經退潮。雖然尚未看到朝陽升起,但是似乎曙光微露,不再是漆黑一片。
1970年代初期的知識青年,大體上出生於1949年或稍早,他們不像父兄輩般,經歷過國共鬥爭與早期的白色恐怖,國家機器的嚴密控制與制裁異議者的暴力手段,對他們來說,儘管如影隨形,多少是有點模糊的事情。他們知道現實政治上劃著許多紅線,但是究竟那線劃在哪裡?卻也不能精確認知。
和1980年代後期的青年政治家相比,這顯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年代。解嚴前後,許多政治上的圍籬仍在,政治參與並非那麼理所當然,民主也還在半吊子的狀態。但是這個後起的年代,晨曦漸升,朝霞已然渲染東方天際,清晨的薄霧使得行路稍有顛簸,但是路徑清晰,舊有的紅線已經柔腸寸斷。
1970年代熱情的知識青年,在社會實踐上有著獨特的困境。他們若早生一個世代,在一個漆黑不見五指的時代中,便清楚每一作為必須的代價,作為不作為可以放在個人生命選擇的明確天平中,沒有太多的猶豫或不確定。他們若晚生一個世代,在清晨的薄霧中,大致清楚可選擇的路徑,同時,不論選擇哪一條路,大致不必承擔「拋頭顱,灑熱血」的生命代價。
然而,他們的時代卻是如此之曖昧朦朧。

鄧伯宸回憶被逮捕那天虎尾空訓基地的晨霧,他寓意深刻地說: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不尋常的年代,懷抱熱情與理想的苦悶青年,在大霧迷茫尋找出路,尋找一個通往理想國度的渡口,也尋找能指引方向的擺渡者。但是前路漫漫,川上波濤洶湧,濃霧仍未散去,他們只能不斷的尋尋覓覓、尋尋覓覓……



參考資料

〈吳榮元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5月2日。
〈胡添培、黃宏義聯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30日。
〈鄧伯宸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0月26日。
《成大新聞》,創刊號(1971年12月1日)到二十一期(1973年6月11日)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2001年12月
鄧伯宸口述,鄧湘庭記錄整理,〈那個大霧的時代〉,《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2001年2月26-8日







如歌的行板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瘂弦,〈如歌的行版〉                       


鄭鴻生在《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的一開始,如此追憶1973年早春那些個讓人不安的日子:
那是個令人心神不寧的早春夜晚,我坐在小斗室裡傾聽著外頭的車聲,尤其是吉普車的聲音,神經隨著車聲的漸近與漸遠也跟著緊繃然後鬆弛,幾天來都是如此提心吊膽、反覆不已。……在最後一個學期開學前的那幾天,我突然陷入一個無力抗衡的處境。幾天來我的大學夥辦黃道琳、錢永祥、宋秩銘……。他們已經一個個被吉普車帶走,……警總抓人的下一波應該就是我了。
在台大學生黃道琳、錢永祥被帶走的前幾天,台北土城,成大土木系學生,大陸問題研究社暨活動中心總幹事胡添培在家中被逮捕。同時,大陸問題研究社的許武華(化學系)、鄭春朝(礦冶系)也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傳訊詢問,是為「成大大陸社事件」。
在此之前一年,多位成大學生因案被捕,繫獄多年後才重返社會,是為「成大共產黨案」。
1972年「成大共產黨事件」,成大在校及剛畢業不久的學生蔡俊軍、吳榮元、鍾俊隆、吳俊宏、鄧伯宸、沈寧怡,以及一些他校串連同學共十九人分別被逮捕,年底初次判決,蔡俊軍(交管)、吳榮元(交管)死刑,鍾俊隆(交管)、吳錦江(逢甲)、林守一(淡江)、林擎天(淡江)無期徒刑,沈寧怡(礦冶)、張建章(淡江)、吳俊宏(交管)、刁德善(空軍官校畢業)、張星戈(空軍官校肄業,服役中)、黃文珍(高雄商校)十五年有期徒刑,鄧伯宸(外文)、余子超(海官)、林台雄(空軍幼校肄業)、李國龍(輔仁)、李代雄(文化)、李慧宗(逢甲)感化三年;第二年年初,第二次改判,死刑改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改十五年,黃文珍改判十年,其餘依一審所判決。
第二年,「成大大陸社事件」,許武華、鄭春朝判五年有期徒刑,胡添培感化三年。
1972年與1973年的寒假期間,兩度針對以成大為主的青年學生的逮捕整肅行動,成為成大歷史中長期隱諱而難言的傷痛。


革命之必要


「成大共產黨案」的核心是一開始被判死刑的蔡俊軍和吳榮元,兩人都是交管系的學生。
蔡俊軍,外省人,來自新竹的軍人子弟,父親過世之後,領撫卹金讀書。在吳俊宏眼中,蔡俊軍是個深具英雄氣慨的青年。據吳俊宏所述,蔡俊軍在在法庭審訊時對法官說:「我很遺憾做得太少。」李敖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位難友,他的說法大致接近:
「成大共產黨」領袖是蔡俊軍,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輕人,後來與我成為好友,出獄後還打電話並來我家感謝我對他的照顧。有一次我送他一套睡衣,他那時被判死刑,穿著睡衣,帶著腳鐐對我說:「槍斃的時候,我就穿它去。」又指著胸前說:「子彈就從這兒打出來。」態度從容之至。後來死裏逃生,改判無期,十五年後出獄。
李敖又說:
「成大共產黨」另一領袖吳榮元,也被判死刑,也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輕人。他被判死刑後,帶著腳鐐,等待槍斃,找來佛經看,以為解脫。

吳榮元,高雄人,父親在高雄煉油廠(今台灣中油)工作,算是白領勞工。高雄煉油廠的工廠跟生活區是一個整體的空間。吳榮元回憶,從小生活的感受就是在生活區裡面有明顯的階層分隔:管理階層的職員是一個生活區,一般基層的勞工在另一個生活區。煉油廠有學校,從小學到初中,因為那是子弟學校,學校老師對管理階層的小孩比較疼愛,管理階層的小孩穿著各方面也比較體面。同時還有省籍的問題,因為接收管理階層都是大陸來的,都是外省籍,但是吳榮元家所處的生活區大部分都是來自各方的本省籍員工。
根據吳榮元自述,高中時讀書很雜,在那苦悶的少年時代,喜歡看的書如《少年維特的煩惱》、《麥田捕手》,還有王尚義、柏楊、李敖,另外也愛看《文星》及水牛出版社的許多書籍。從柏楊、李敖那裡接觸到批判思想,似懂非懂中,也從許多西方文學著作中尋找思想的出路,如卡謬的《異鄉人》、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從中領會到沙特所謂「生命就是自我肯定」。自己認為對的、好的就去做,那就是存在主義的精髓。吳榮元說:「成長過程中,在高度思想統治、政治高壓之下,年輕人從很多很雜的書籍裡面來找思想的出路。」

學生時代的吳榮元與交管系旁教學用的鐵軌,畢業前夕的風暴,吳榮元的人生也走向了另一個軌道。


吳俊宏,北港人,高中以後全家搬到台北,幼時家中貧苦,但兄長苦讀,後來考上律師。吳俊宏不認為因出身貧寒而認同社會主義,他舉同案張建章出身黑松企業來說明,社會主義的主張是可以跨越階級的。
對吳俊宏來說,省籍情結與對國民黨的反感,是他反對意識的起點。涉入本案主要因為與蔡俊軍、吳榮元等談得投機。依吳俊宏所述,苦悶、叛逆、對前途的徬徨是大家共同的處境,所以都會想做一些改變社會的事。當時影響較大的其實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很難真正接觸了解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接觸,其實是大家志同道合之後,為了組織行動的理論準備,才開始去蒐集、閱讀相關資料。就好想像後來在圖書館偷《資本論》,也是因為閱讀資源的匱乏所致。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共產黨案的這些年輕人,其實對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所知甚少。吳榮元、吳俊宏都表示,是到了獄中,遇到了繫獄多年的老左派,特別是林書揚,才開始系統地補修社會主義思想的功課。


民族尊嚴之必要


鄧伯宸,父親是湖南人,陸軍軍官,孫立人舊部,因此,從小就對孫立人案感到好奇與不滿。
到鳳山黃埔新村拜訪鄧伯宸時,驚訝地發現,鄧伯宸給我們的地址,就是判決書上所寫的地址,也就是他的老家。就在陸軍官校旁側的宿舍區,萌生了叛逆的種子。
鄧伯宸大概是本案中知識涉獵比較廣而且深的一位。就讀外文系的鄧伯宸大學時涉獵甚廣,舉凡哲學、歷史、藝術無所不窺。鄭學稼有關中國共產黨史的著作大致都看過,對共產主義的歷史與社會主義思想其實頗有認識。
我問他,是在怎樣的機緣下來到左翼思想?鄧伯宸回憶,大一時讀威爾杜蘭的哲學史,對於哲學有稍微清楚的輪廓,然後開始試探地去深入閱讀。當時當然也讀存在主義,卡繆、祈克果、沙特,看了沙特女友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之後,甚至想把它譯成中文,也曾動念想把《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imies)譯成中文。這些年翻譯了不少西方思想、文學著作的鄧伯宸回想,大學時就想要翻譯這些著作,基本上是對西方民主與自由思想的嚮往。
因此,鄧伯宸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主要是從哲學與歷史這兩條路進入,他覺得自己念外文系唯一的好處是我可以從英文去接觸這些著作。

除了哲學與歷史的進路外,鄧伯宸提到了當年激盪了民族情懷的一個事件:
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鯓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鯓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涉案的其他成大學生,目前尚無法聯繫,無法做較清楚的描述。但是這個已經進入到組織階段、開始做思想準備、尚無行動的「反叛」事件,單從前述四位看來,有的單純出於苦悶無出路,對體制不滿,於是從事素樸的叛逆,來滿足英雄主義的自我投射;有的來自出身背景對階層差異的單純體會,又出於對政治高壓統治的反抗,以及因為反美、寄託於紅色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懷;有的從歷史與哲學深入社會主義思想,又有著深深的民族情感,在冷戰體制下美國在台灣的趾高氣揚強烈不滿。這一切又都在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這兩件重大的外部事件催化下,產生了這場還沒開始就告了結的流產革命。


閱讀之必要


吳榮元回憶當時的組織形式,他說:
因為在學校能找的還是有限,後來就拓展到很多同學,所以我們這個案子就包括了好多所大學、還有軍校,靠著同學的同學這種近親繁殖。這不是社會思潮形成的運動,是一種私人關係,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的不成熟的政治行為。也只是反映了那一種時代青年苦悶找出路的一種社會現象,但畢竟有特殊的兩岸關係這樣的一個歷史條件,讓我們在找出路的時候,還是有一種對於大陸比較特殊的一種認同

事實上不曾參與後期組織行動的鄧伯宸,是在被逮捕審訊的過程中,才逐漸瞭解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青年吳榮元在大成館前


吳榮元在訪談中,很清楚地描繪了這場流產革命的時代意義及其侷限:
我們當初活動的形式,就是同學臭味相同,是這樣的一種比較屬於不公開的,而是同學之間或是朋友之間這樣的訊息傳達,然後試探性地想邀請大家來做一些事情。我想這樣的活動的形式,是因為在高壓之下而自覺這不是公開的、也無法公開的組織行為。……在高壓統治之下,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小夥子都知道白色恐怖是很厲害的,這種革命的地下組織是不能高談闊論,要偷偷的談、偷偷的找人。……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聚會基本上都是不是通過社團,蔡俊軍、鄧伯宸與西格瑪社頗有接觸,鄧伯宸還參加古典音樂社,吳榮元等交管系學生,有些參加橄欖球隊,但是此一事件卻與上述個社團無關。吳榮元又說:
任何政治組織最主要就是組織宣傳,……要戰鬥就要有子彈,你要知道怎麼進行對時政的批判,對你自己行動所需要的理論指導是什麼?以前都是各自思想的靈光片語,表述對社會對政府對各方面的不滿,反正就是反叛青年。但是組織要有一個方向目標,訂了以後要如何行動,那時候才想到說須要學習理論方面的東西,然後就開始找資料。
這些左翼青年對社會主義有所嚮往,但是在思想言論管制嚴密的當時,苦無資訊獲得的管道,於是偷天換日,從官方出版的反共著作中擷取片段。若是要讀完整的著作,譬如說馬克思的經典《資本論》,就只好到圖書館偷取了。
……最主要的來源就是黎明出版社的,國民黨為了進行反共教育,他當年的一種思想批判、或是思想鬥爭的這一個教材。……因為他們對共產主義思想的批判都要引用很多原文,引用毛澤東的新民族主義論,都是找原文,那當年國民黨思想教育陣容還是滿強的,像任卓宣這種政論家也都是老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所以他們的批判的教材,其實就引用很多原文,那我們就從那邊學習,然後就是在廣播裡面,聽了還錄音、刻鋼板,有一些同學是相當熱心的,還真的就聽了共產黨宣言,整篇就刻鋼板刻起來,還有就到學校圖書館,比較有管制區的這一個思想理論方面的那一個圖書館裡面找,像《資本論》,當時其實哪裡懂得什麼《資本論》,但是只知道你要信仰共產主義就必須學《資本論》,一種想學習想充實理論的認識,但是根本還沒弄清楚,是一種社會行動最初階段,從感性認識,這環境逼著你投入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所以現在我都說我們當時是少年輕狂,因為我們沒有真正思想理論的基礎,同時社會沒有這樣的思潮,完全是個別的個體,在這種大時代大社會的一種苦悶、一種反動的個人行為,那麼這個個人行為就連結了以私人關係串連起來的這樣的一種社會、非正規範的一種政治組織。

共產黨案的當事人資料的取得如此艱難,幾乎與他們同時代的鄭春朝、許武華、胡添培,參加了大陸問題研究社,通過合法管道申請,可以直接閱讀那些禁忌著作——當時稱為「匪書」。然而,短短一年之後,他們也因觸犯時禁,鋃鐺入獄。與「成大共產黨」的秘密結社不同,1973年的「大陸社事件」是以社團形式受到整肅,牽連的是同時擔任大陸社社長與活動中心總幹事的胡添培,以及活動中心所屬機關報《成大新聞》。


組織之必要


事實上,胡添培是以大陸社社長的身份,競選第一任活動中心總幹事。1971年九月成立的活動中心,是個奇怪的組織。活動中心主任由訓導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兼,總幹事卻是學生擔任。總幹事的產生,第一屆由主任指定,第二屆起由學生社團(一般社團加上系學會)負責人互選產生。而活動中心這個混雜了學校行政體系與學生社團的組織,有個上級指導與監督機關,卻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成功大學團務指導委員會。該委員會不屬學校正式行政體系,卻由學校主管兼掌其工作。
這個混亂、近乎不倫不類,半官(學校行政體系)半民(學生)又非官非民的組織,卻又由執政黨的外圍組織作為上級指導機關,其實正好說明了那個時代結構性的荒謬與扭曲。
成大當時並無全校性的學生組織,在1971年九月倉促成立活動中心,是否與數月前保釣運動有關?待查。既要成立全校性學生組織,卻一方面在總幹事之上安上個主任,由校方課指組組長擔任,由行政體系直接控制學生代表;另一方面又由社團代表互選,避免學生普選參政權擴大的麻煩。即便是間接選舉,還要從第二屆開始,第一屆官派的總幹事更可靠地能由校方掌控。
也許校方始料未及,第二屆第一次由社團代表互選的總幹事便失控了。大陸社社長土木系的胡添培在有意識地運作與佈樁下,高票當選總幹事,結合原來就擔任活動中心機關報《成大新聞》總編輯的土木系同學黃宏義,走向了校方以為出軌的路子。

大陸社事件後校方改變總幹事產生方式


今年初夏訪談胡添培與黃洪義時,黃宏義回憶1973年寒假期間當局的收網行動:
當局是2月9日抓人,接著就開學了。我知道這個消息就在2月9日當天,已經回到學校準備上課,應該是他(胡添培)哥哥來告訴我這個消息,人被抓了,氣氛低迴,成大新聞也停刊。我個人沒有被約談,但是當時聽說有20多位同學被約談……。後來被抓的三個是胡添培、許武華跟鄭春朝,許武華跟鄭春朝就一直沒有被放回來,被判刑5年,……後來因為遇上蔣介石過世得以減刑,所以被關了3年多就出來,有的就繼續念書,有的就不知道淪落到何方了!

據黃宏義說,許武華現在退休了,待在美國。印象中許武華聰明外露,他出生在懷生國中附近的懷生新村,父親是空軍士官,是個外省小孩。被放出來之後,特別在在最後一天才到戶政事務所報到,所以順利地轉讀中原化學系,從二年級重新讀起。中原畢業,接著唸台大化工研究所。
鄭春朝,礦冶系,黃宏義說似乎父母是台南縣的佃農,出身貧窮。他被抓了之後,班上一位好心的女同學,跑到他家去,帶著他的爸爸媽媽到台北看鄭春朝,他的父母完全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兒子突然間就不見了!放出來以後,很快地就接到兵單了,只好先去當兵,退伍以後就沒有繼續升學,到工廠做事了。

鄧伯宸、許武華都曾經參與許多次西格瑪社的活動,但是後來他們身陷囹圄,都與西格瑪無涉。吳鐵肩提到對他們兩位的印象:
鄧伯宸比我高一屆,許武華比我低一屆畢業,我跟許武華比較熟,和鄧伯宸沒有那麼熟。跟鄧伯宸的接觸是在話劇社,……做幕後佈景,鄧伯宸也在做佈景,就跟他有了接觸,他話很少,臉比較陰鬱,是個光彩不外露的人,看起來也是不滿現實的。許武華就不一樣,我們很熟,他也常來西格瑪社,他的演講說話能力非常好,曾經在大草坪上講到夜裡三、四點,從吃完飯就一直講,他講他熟的那一套真是漂亮、講的很好,講社會現實、理論各方面講的非常好。但許武華有他瘋狂的一面,他對資本主義簡直無法忍受,鄧伯宸也類似。
「成大大陸社案」三人被逮捕,其中胡添培拘押三十八天後放回繼續完成學業,畢業典禮當天再被逮捕,判感化三年。許武華、鄭春朝則直接判五年有期徒刑。換言之,許武華、鄭春朝是整肅的主要對象,胡添培的判決書中提到他受到許武華、鄭春朝的「蠱惑」。他被逮捕,主要可能是因為擔任活動中心總幹事與校方的衝突,還有為當時違紀參選台南市長的蘇南成之緣故。


學生參與之必要


關於「成大大陸社事件」,《成大新聞》是重要史料,從創刊號到二十一期,清楚看到事件發展一部份的軌跡。
1971年9月16日學生活動中心成立,《成大新聞》作為活動中心之機關報於1971年12月1日創刊。
《成大新聞》創刊號刊載了倪超校長對活動中心展望:「關於政治性的活動是可以舉辦的,但必須把握兩個原則:一、本著黨中央的領導,符合國家政策。二、思想上不能逾越三民主義。青年人有滿腔熱血,對國事關心,對政治有興趣,舉辦政治活動自然可以,但要把握原則,凡是不可以衝動。過去團部活動都是偏重娛樂性的,今年有『國家建設研究會』等有關政治性的活動,鼓勵青年發表意見就是例子。」
倪超校長為學生的言論與行動,劃下了「黨的領導」、「國家政策」、「三民主義」等三條紅線。對學生的政治性活動,當局既要適度鼓勵,又要能掌控而不使之脫軌,顯然是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以來的歷史氛圍。鼓勵知識份子參政,對當局來說,永遠都是把雙刃之劍。如何能善加引導,為當權者所用;又能有效控制,不使反噬。歷史上的統治者其實不斷重新演算這個習題。
第三期(1972年3月6日)社論〈當頭棒喝:給知識份子〉,對當時深受知識青年喜愛,也鼓動許多青年人的熱情與行動能量的《大學雜誌》提出批評:
相信有許多同學喜歡看大學雜誌,也常聽到些同學談論國是。這固然代表著知識份子堆國家的關切與熱愛,但我們發現其中犯了一個通病,那就是:說話多,做事少,批評多,建議少,更不客氣點說,根本就是牢騷廢話居多,具體意見則寡。
第四期(1972年4月1日)刊載一篇王興民〈為「當頭棒喝」喝采〉,繼續強化第三期的社論的主張:
成新『第三期』單刀直入喝下的一棒,相信必可對一些把某雜誌當聖經讀的同學有點啟示作用。
我們國家今天走到這個地步,該檢討的地方固然很多,執政當局也早已開誠布公的廣徵諍言,這使反共的先決武器——民主自由的力量充分的發揮出來,但我們實不該在此求言甚急之時不深入研究,即亂發議論。尤其一份具有廣大讀者群的雜誌,更不該亂進妄言,使一些缺乏判斷思考力的讀者一昧跟著搖旗吶喊。
「廣徵諍言」作為當局新政策,雖有擴大統治權力基礎的政策用意,加以時局動盪、國家陷入空前危機,知識青年應運而起。當局既廣開言路,我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各種批判、改革言論四起,若是不中當局之意,則好似四處狼煙。王興民文中特別提出《大學雜誌》的三點主張「國防軍事節流」、「開放大陸資料研究」及「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加以批判。
第五期(1972年4月16日)許武華發表〈評興民同學的幾點觀念〉:「對於該文所主張『不應開放匪情研究,以免受匪宣傳之蠱惑』,我委實不敢苟同。」予以反擊。李文星的〈也是當頭棒喝〉深刻地提出知識份子作為社會國家防腐劑的正面積極意義:
在人類社會裡,任何制度形態都無法肯定其絕對的「善」而貴於追求最大的善。是以民主國家容許存在負責與尖銳的輿論,以補現存制度之不逮。只要足以說明其言之有物,我們斷不可妄以一手遮天,欺矇無知甚且自斃生途。歌功頌德的字是進化社會輿論的惡瘤;我敢斷言,唯其謂之知識份子,乃有的是關心和改革社會的熱忱而根本無所謂「不滿的情緒」,也絕對以被戴上諸如此類的帽子為恥。『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其憑藉堅忍不拔的信念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傲骨,是不該被任意曲解和扼殺的。
第六期(1972年5月1日)社論〈讀小市民的心聲有感〉則針對當時風行一時,藉以打壓台大校園言論自由主張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提出批評:「國家處於非常之局面,大學生若不願做個埋首書堆的書蛀蟲,自會表示他們對時局的看法。未來的棒子畢竟要交給他們的,如果他們再不說話,誰說話呢?」

第七期還出現了記者徐光台對化學系學會學術股許武華的專訪,讓許武華暢談針對教學方法、師生關係、課程安排、期中考、圖書館、教學設備、實驗室等等議題舉辦民意調查的過程及其意義。《成大新聞》的文章逐漸如同脫韁之野馬般,讓校方感到頭痛。我們能讀到的還是經過校方審稿後的結果,那些未能通過審稿發表的文章呢?
十四期(1972年11月27日)「報導‧溝通‧參與‧進步:寫在成新創刊週年前夕」:對於審稿權提出疑義,並且再次重申《成大新聞》社團化的要求:
我們想表明兩點看法:一、在『成新』的內容方面,本社有決定權。我們就報導、溝通和參與所做的努力,審稿單位僅是據基本國策和校規的原則,做核准與否的決定。校內其他單位應瞭解其內容全部出自本社的自主意志。同時,審稿單位亦不須為別人謀。二、基於成新的健全發展、工作上的需要,希望學校能再度考慮我們成立社團的申請。
第十五期(1972年12月11日),總幹事胡添培發表〈健全組織,群策群力〉,對活動中心體制的改善提出具體建言,最關鍵的是「審查委員會」(學生立法機構,代表學生民意監督的最高機構)與「秘書處」的成立。其中,「審查委員會」是組織章程明訂卻未能落實的機構:
學期初,學生活動中心工作同學曾決議進行審查委員會之成立。惜未得學校之諒解,所以至今遲遲無法成立。……開學初,學生活動中心即有委員會下由秘書處派執行秘書之議。一方面設專人處理事務工作,另一方面又可避免組織過於龐大。可惜並未獲得學校之同意,委員會之工作仍未見成效。……本學期初,學生中心亦有根據草案成立秘書處之主張,人選亦大致決定,但由於和校方輔導單位缺乏協調,引起『運用私人』之誤解,團委會且下正式公文命令廢止。此為學生中心推展工作之一大挫折。
審稿權的抗爭、《成大新聞》社團化的要求、「審查委員會」與「秘書處」的成立,都關乎學生組織運作與刊物編輯的自主性,顯然都未能得到學校的首肯。這時,正逢年底的選舉,如同當時若干台大異議學生協助康寧祥的競選活動,也有一部份成大學生為違紀的蘇南成助選。因為助選爭議,十二月十九日圖書館前海報欄出現一張『罷免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胡添培』的海報,由於時間倉促,《成大新聞》第十六期(1972年12月21日)刊登一則啟事,預告關於此事聽證會的舉辦。十七期(1973年1月8日)大幅發表聽證會之過程。一時之間,山雨欲來風滿樓……。


上山下鄉之必要


《成大新聞》第十六期(1972年12月21日)還發表了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雲林縣臺西鄉社會調查報告〉多人署名,包括許武華、鄭春朝,歷史系張瑞德執筆。這是繼成大學生前往台東大武,為偏遠地區原住民孩童補習課程之後,活動中心再一次的社會服務行動。
除了社會調查報告外,何健南的〈訪問臺西〉向是田野調查後的側記,何健南如此寫著:「我們這裡所要來描述的,不是這個瀕臨台灣海峽的鄉村漁民們日落歸航的風情,而是這兒許許多多人們活生生的求生記錄。在臺西這個地方,生存是個深刻的問題,吃呀!穿呀!大人哪,小孩哪,那是一幅生老病死的求生艱苦的鮮明圖案。」
社會服務是1970年代官方鼓勵的學生活動,但是「過了頭」,就變成是同情「工農兵」的不法舉動。

黃宏義與胡添培回憶:
成大是第一個到台西鄉,過了半年以後,連蔣經國都去了!在那個地區作服務,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但是聽說對岸的廣播有提到,成大的台西服務隊到那邊發現有台灣人過著很貧窮痛苦的生活。台西服務隊1月30日結束,再過兩天就是過年,所以台西結束之後,大家都是趕回家過年,過完年農曆初七,胡添培就被抓了……所以,台西服務隊是一個句點,最後一個活動,但是,台西服務隊並不是一個什麼包藏禍心的活動!參與的人很多,像是張瑞德等人,那時候我們只是鼓吹說,希望大家多多關心偏遠地區的民眾,才有像台東大武服務隊,這也是有第一個人過去之後,才有第二隊繼續前往,去那邊陪小朋友讀書之類的活動。
他們當時就聽說的對岸廣播不知是否事實?但是台西調查的確是被逮捕幾位的罪狀之一。胡添培的判決書中這麼定性此一事件:
六十一年十二月及六十二年元月間,兩次隨該校「台西服務隊」訪問雲林縣台西鄉,企圖以揭發社會黑暗面,來激發同學對政府不滿心理。


當時參加成大新聞編務的徐光台回憶:
和幾個朋友組了一個服務隊到台東大武,去了兩次,我們還籌了錢幫他們買書。到大武國中待了一個暑假,第二次去是寒假,待了兩個禮拜。那樣的服務隊學校裡頭還有,比如說有人到台西服務,結果後來被抓起來,因為原來他們是讀馬克思的,許武華和胡添培……他們兩個還在大陸問題研究社,是在大四時被逮捕……他們比較喜歡讀馬克思,在言行上就漸漸讓當局沒辦法忍受。……我們第二次去大武,寒假在那邊待了兩個禮拜,回來時才知道他們被抓。我下了車也被警總帶走,在裡頭待了十幾個小時,從下午待到第二天中午才放我回來。他們和學校教官室配合,說是教官要找你,教官把你交給調查局、就被帶走了。

蘇南成選舉事件、台西調查事件,看來是讓當局者決心動手的最後兩劑催化劑。在這學期最後一次出刊的《成大新聞》十八期(1973年1月15日)社論〈充分發揮學生刊物的功用〉,似乎在發表一篇告別演說,為「學生刊物」提出新的定位:
學生刊物除了提供園地給同學發表作品(以文藝性為主)外,還應該扮演一個積極性的角色:表達青年學生對學校措施的意見、對社會現象的看法、對國家大事的參與感。在不違背基本國策和不抵觸校規的大原則下,學生的意見應受到適當的尊重、諒解和採納。
時常聽到的一句流行話是:「學生應該好好讀書。」就字面含意來講,這是絕對正確的。學生的本份不是唸書,是什麼?但如果它的言外之意是告誡學生應該排斥讀書以外的一切活動,則實令人不敢苟同。此時此地,正是我全國各行各業人士都應一致奮起,貢獻己力的時候,青年學生何獨不然?難道要使大學四年光陰除了一重重的考關外,就一片空白嗎?或是自我解嘲的以隆中高臥、時機未到自居?談到學生刊物,順便想起這些我們不應迴避的觀念問題,願我同學深思之。

成大新聞停刊前最後一期社論


在十八期出刊之後不到一個月,當局在二月收網,發動逮捕。《成大新聞》停刊,一直到過了春假,四月三十日才復刊。復刊之後,又引發了新舊編輯團隊之間的相互批判,以及王明蘅對「校園政治家」政治參與的省思與馬毅志建議學生之間放棄互相否定、互相棄絕的態度,尋求更為健康有益的互動方式的討論。不過這已是另一個故事了。

成大新聞19期的復刊辭



參考資料

〈吳榮元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5月2日。
〈吳鐵肩教授訪談記錄A〉,王健文主訪,2010年12月20日。
〈吳鐵肩教授訪談記錄B〉,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29日。
〈林朝成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20日。
〈林瑞明教授訪談記錄A〉,張幸真主訪,2010年9月21日。
〈林瑞明教授訪談記錄B〉,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14日。
〈胡添培、黃宏義聯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30日。
〈徐光台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18日。
〈鄧伯宸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0月26日。
〈吳俊宏先生訪談記錄〉,吳乃德主訪,2010年6月15日。(吳俊宏先生提供)
《成大新聞》,創刊號(1971年12月1日)到二十一期(1973年6月11日)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2001年12月
鄧伯宸口述,鄧湘庭記錄整理,〈那個大霧的時代〉,《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2001年2月26-8日










昨日之怒


因為我經歷過等待死刑那一段時間的煎熬,我必須對於自己的生命做一個很徹底的反省跟自我檢驗,……你身體好好的但是被預告說必須死,那你就必須跟自己做一個交代:你要怎麼結束你的生命?要怎麼對自己的生命做一個告白?……因為必須做這樣一個自我確認,讓我對自己的為什麼走上這條路的初衷做了一個比較深刻的反省……
吳榮元,2011年5月2日訪談逐字稿

後來的故事


後來呢?
多數當事人其實我們還來不及找到,大致上,刑期長短不一,每位當事人都釋放重獲自由。只是,自由的代價是沈重的。

胡添培談起兩度捉放的經歷,他一方面慶幸第一次拘押三十八天釋放,差兩天就得失去學籍,終能熬過畢業典禮,取得大學文憑。但是五月時卻被學校以「行為乖張」為由,記了大過。雖然他揣測記過其實可能是訓導長周傳禮保護他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學校已經處分過了,請情治機關別再動手了。然而他終究還是在畢業典禮當天再次被逮捕。
胡添培懇切地問,學校可能為他的記過平反嗎?他不願自己終身抱著「行為乖張」的污名。

鄧伯宸在〈那個大霧的時代〉中回顧自己成為政治犯之後的處境,他說: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
三年感化期滿,鄧伯宸在裡頭結識了當年偶像李敖,也在生教所中轟轟烈烈地談了一場戀愛,後來與他的「同學」結為連理,生了個後來活躍在劇場界的女兒鄧湘庭。鄧湘庭大一時為父親做的口述歷史,成了對「成大共產黨案」認知的重要敲門磚。
但是剛出來的時候,其實是備嘗艱辛的。鄧伯宸表示,出來以後因為大學同學介紹去考過華航,他與那位同學感情很好,事件當時同學因為父殤返家、因而逃過此劫,後來在華航當空服員。他告訴鄧伯宸,只要當上空服員,要到美國去很簡單。,結果筆試過了,口試時所有資料一出來,就沒通過口試了。此後,鄧伯宸再去考中國廣播公司,但中廣公司也是筆試過,口試仍舊沒有過。他有個哥哥在鳳山一個國中當老師,建議他乾脆去教書,當時九年國教剛開始,老師很缺乏。鄧伯宸卻步了,他想,即使到了到學校,人事資料一出來還是死路一條。
鄧伯宸後來總算在台灣新聞報找到差事。一開始選擇留在高雄,最主要的關鍵為了是母親。鄧伯宸說,出事以後媽媽很傷心難過,出來以後考華航、中廣又沒上,他就跟媽媽說永遠不會離開她,會陪伴在她身邊。於是到高雄一家省府經營的台灣新聞報應徵編譯。口試時,鄧伯宸主動告知總編輯有案在身,結果遇到貴人。總編輯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回來的,他說沒有關係,年輕人好好做事。於是鄧伯宸終於找到工作,一直待在台灣新聞報,做到副總編輯才退休。
鄧伯宸還說了件有意思的事:「我在虎尾空軍訓練中心出事被捕時,正在讀台灣中華書局出版費爾巴哈寫的《唯物論史》,我們中隊的副隊長看到我在看這本書嚇到,就說:『怪不得你會出事』。但那就是純粹哲學的著作,結果那本書我還沒看完就被捕了。這本書當時成大圖書館有英文版,但是放在參考書室裡面,一整套的,那整套是英國大英博物館的西洋經典,後來我有經濟能力以後就整套買回家。」
每當鄧伯宸看到家中那套西洋經典,心底咀嚼的會是什麼呢?

吳榮元,2011


當我們問起,出事的時候父母親的心情時,吳榮元心懷愧疚地說:
我現在結婚有孩子之後,才知道當初父母是多麼的傷心難過,當時自己孤家寡人、年輕氣盛,沒有什麼多大的痛苦印象,但是最苦的還是家人。因為我們自己選擇了願意承受不自由的苦,但是家人完全不知道這樣的變故為什麼發生?而且台灣社會對政治案件的感受是非常恐怖的。說是政治案件,問天天不知道、問地地不知道,是沒有人敢碰的。……特別是我判死刑,父母的那種感受,自己有了孩子後才知道那什麼叫做痛。……對父母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虧欠。
在兩個月內經歷了「死去活來」的劇烈轉折,這樣的經歷,當然在吳榮元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吳榮元談到後來的死裡逃生,有這樣的推測:
那兩個月是我等待死刑的關鍵時刻。至於這兩個月,為什麼軍法局做了這樣的考慮,其實都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像這種案子都是直接在蔣經國那邊去核定。……後來決定不決定死刑,各種政治考量都有。聽說有人這麼講,第一,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學生也反國民黨,你還判他死刑,這個影響就很大。第二,這兩個學生,蔡俊軍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二二八事件是政治屠殺事件,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也是政治屠殺事件,隔了二十年,1970年代還有政治屠殺事件,對本省人怎麼交代,有本省人在這個案子裡面還執行死刑,恐怕會勾起臺灣社會對五○年代白色恐佈、對二二八事件得這樣的悲慘記憶,那對國民黨政府來講也是不好收拾。聽說有這種考慮。還有就是這個案子本身只是一種恐怖暗示的效果就好,就是在校園裡面,那麼大的範圍,有那麼多的學生被逮捕、判刑,達到一定的政治鎮壓的效果就可以了。

青年革命家吳榮元,23歲入獄,事後回想,獄中生活卻是他真正踏上革命道路的起點。獄中的老左派,特別是林書揚是他的思想導師。因此,吳榮元認為,他個人一直從事的社會實踐反而是在監獄裡面才慢慢撐起的,因為他比起同案的同學朋友多了那樣特殊的經歷,所以能夠一直走在那條道路上。目前擔任勞動黨黨主席的吳榮元也說,時代變遷、社會發展,是使他終於成為一個堅貞的老左派的重要理由。因為蔣中正去世的減刑,有些同案同學從十五年改成十年,從1972年到1983年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出獄以後要找工作也難。從出獄到穩定工作差不多五年的時間,這五年的時間正好碰上了解嚴,解嚴開放這樣的一種可以從事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的時機,他們已經安定,只能在生活中做一個觀察者。但是吳榮元自己,解嚴之後才出獄。
剛回到社會就有一個比較能夠讓他適應的社會環境,行業是政治,因為我已經搞政治搞了將近十五年,所以我離開監獄我回到社會,我也嘗試適應各種社會生活,找了幾樣工作,但是最後我還是進入我比較熟悉的政治工作。我待過貿易公司,……做土木工程當運輸工,抱著嘗試的心理。因為我們在監獄裡面的這些政治犯老前輩陸陸續續出獄以後有成立了一些團體,我出獄以後解嚴開放,直接就進入了嘗試社會生活、體驗過了以後,我就直接進入社會活動的工作,一直都沒有中斷。從學校跳到監獄,然後從監獄到社會,就這一個社會運動的領域從事我的社會活動,所以說起來我非常單純,沒有社會歷練的這樣的複雜性,也限制了我對社會活動開展的方式應有的各種社會參考學習機會,大概是這樣。

吳榮元成大肄業證書


今年七月,現任教務長黃吉川,1980年代後期就讀機械研究所博士班時,也是成大學運的重要成員。在接受我們訪談西格瑪社後期之轉型、以及當時成大的學運時,我告訴他,胡添培對於生命中留下被學校以「行為乖張」為由記過的污點仍難以釋懷時,黃吉川正色地說:
我覺得一個大學裡面有這種人是大學的資產,成功大學在台灣,這麼大的大學裡面沒有政治異議份子,那才是笑話。成大在白色恐怖時期裡面學生的問題一定要被調查,而且成大代表應該國家跟這些人說謝謝,沒有他們的話成功大學是什麼?這些校友是替後面的人爭一些東西,當然應該還給他公道。
回首四十年前,我不知道當年這些憤怒青年是否有怨?但是他們大抵皆無悔,也為自己在那個扭曲的時代裡不曾缺席感到安慰。這時,我想起了兩千多年前孟子所說的兩段話。
戰國時代,齊宣王對孟子說:「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區別小勇與大勇,他說:「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滕文公〉)
又有一次,景春對孟子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在答覆景春時,提出了「大丈夫」的深刻定義: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梁惠王〉)

當年的憤怒青年,如今都年過花甲,在人生的後半段,午夜低迴,四十年一瞬,恍如昨日。昨日之怒,雖未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究竟是拒絕了「妾婦之道」,奮力作為,在曾經黑暗的時代中,閃現了一道光亮。



參考資料

〈吳榮元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5月2日。
〈胡添培、黃宏義聯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30日。
〈黃吉川教務長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7月7日。
〈鄧伯宸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