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與休閒文化 _ 1994

KTV與休閒文化

去年夏天，和幾個朋友到西安去，第一天到碑林、南城牆走了一趟，晚間沿著南新街，打算轉東大街回下榻的人民大廈去，就在南新街路邊，看到一個露天卡拉OK茶座。
自從十多年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尤其自臺灣開放探親以來，西風、港風、臺風漸染中國大地，臺港的流行文化襲捲中國，不但影劇、流行歌曲，早已「反攻大陸」，深入人心，而且許多港臺的娛樂形    式，也進駐大陸，成為當地人們的生活要件，KTV正是其中翹楚。我們所見到的卡拉OK茶座，在寬闊的人行道上，擺著若干客用桌椅，前方有架二十八吋電視和簡單的伴唱設備，客人點了歌，便上前高歌一曲，代價是人民幣兩元，飲料另計。由於是在開放式的公共空間，圍觀的路人亦時有人在，我們一旁觀看，對這種臺灣休閒文化在異地的    不同表現，很感興趣。當時趕著回住處，心想離開西安之前，定要來唱幾首歌，嘗試此地風情。
這種露天的公共式卡拉OK，讓我想起了七、八年前在臺灣盛行的卡拉OK，那是和這些年蔚為風潮的KTV大同小異的娛樂形式。同，是    同在這兩種娛樂都是以現成的歌曲伴奏，讓客人一展歌喉；異，則在    於早期的卡拉OK沒有MTV畫面，沒有跳動的字幕讓人掌握節拍，更重要的是，所有客人在同一營業大廳中，依桌號輪流上臺，執握現場唯一或唯二（對唱或合唱）的麥克風，當眾高歌，唱得好的，眾人飽享    耳福，唱得糟的，大家齊受凌虐。
因為早期的卡拉OK是在公共空間中，輪流點唱，同一時間只能有一組客人獻唱，於是因搶麥克風而發生爭執、甚至是兇殺案的消息，時有所聞。後來的KTV以專用包廂形式，同一包廂都是熟悉的同行朋    友，麥克風的「競奪」從陌生人間，轉移到熟悉的朋友之間，「搶麥克風」從此只是朋友間的玩笑，不再釀成社會治安問題。

KTV在六、七年前崛起後，迅速地取代了傳統的卡拉OK，自然有其有利條件。首先，MTV與卡拉OK的結合，讓一般人能夠不出大錯地跟上伴奏，不致因抓不到前奏、間奏的結束點，在臺上發呆，也免於節拍錯誤，荒腔走板的尷尬。其次，包廂的設計讓一些原本羞於在大庭廣眾之前「演唱獻藝」的顧客，因為聽眾的範圍減縮成朋友圈，於是在開頭的裝模作樣，故作沒興趣狀之後，也跟著搶麥克風，唱個不停。當然，因為改為包廂，麥克風的「競爭者」銳減，點唱率大幅提高，也是吸引客人的地方。
這種消費形態的改變，事實上內在的意義恐怕是文化形態的改變。傳統的卡拉OK開始受歡迎，在於它提供了非職業歌手滿足表演欲望的機會，這首先改變了由職業演藝人員表演給顧客觀看的模式，反而是由顧客花錢去得到表演的機會。但是，由於表演的公開性，讓許多人雖有潛在的表演欲，因而卻步。KTV經營形態的出現，是個重大的轉捩點，它以更多的演唱機會，更簡易的演唱形式（畫面、字幕），最重要的是，將公共空間轉化成私人空間，解消了許多人的羞卻與靦腆，在朋友面前，在一個擬私人隱密空間中，能夠放得開來，引吭高    歌。

KTV以它的簡易化和私密化，解消了不擅歌藝和害羞靦腆的人的疑慮，立即得到臺灣社會普遍的喜愛。但是這兩項有別於傳統卡拉OK的改變，卻弔詭地摧毀了傳統卡拉OK的最大特色。KTV的簡易化，讓    原本不擅歌藝，抓不到節奏的人，只是借助歌曲MTV的幫助，能夠唱完一首歌，但，他還是沒能真正「學會」那些歌。只要歌曲MTV不見了，大概還是一樣的荒腔走板。傳統卡拉OK的伴唱帶，只是提供了樂    隊功能，提供了非職業歌的表演空間，演唱者還是必須真正學會唱歌才得以勝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唱KTV的人數大量提高，但真正的歌唱人口是否提高，仍大可質疑。
而KTV的私密化，更是改變了傳統卡拉OK的文化形式。以前的卡拉OK，固然因搶麥克風而時有爭執，但它卻形成了一個公眾文化。大家輪流上臺，自己表演，也傾聽別人的歌唱。聽到好的演唱，多半不    吝惜掌聲喝采；唱得不好，固然不能引發共鳴，也總有些人給予鼓勵「安慰」的掌聲。換言之，那是個公眾交流的場域，下焉者，固有喝倒采，搶奪麥克風，甚至鬥毆流血的，但是每個人都在當中體現和實踐與公眾交流時的對應方式。而KTV的私密化則讓卡拉OK式的休閒活    動，從公共領域退回到擬私人領域。當我們進入了KTV中，彷彿只是和家人回到自己家，和朋友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租用」了店家所提供的場所、設備，唱歌給自己人聽。基本上，那是個熟悉而安全的場合，在那裡的活動只是重覆平日的生活方式，並未對自己的生活開展    出新的範疇。
我們的社會會迅速地接受KTV文化，事實上也反映了既有的文化形態中，對公共空間與公眾交往的疑慮與生疏，當然也反映了我們音樂教育的失敗（因為我們多數人沒法就著聲音伴奏歌唱）。因此當KTV出現後，很快便襲捲了整個卡拉OK市場，傳統卡拉OK僅能倖存於少數的「同儕酒店」中。這些店中，店主、夥計與顧客打成一片，顧客到來，不只是來消費，而是來尋找朋友，尋找某種精神上的歸屬感。顧客間彼此熟悉，自然它也就不是個陌生的公共空間。到這類地方的老顧客，沒有人會希望把自己關在個私密的包廂中，只和三兩朋友，對著一架電視唱歌。因為從老板到顧客都是熟悉的自己人，因此大家喜歡在一個大廳的公共空間中，一起分享歌聲、歡樂與悲傷。

有趣的是，當KTV以它的私密性嬴得了臺灣社會大眾的喜愛後，卻又因它的普及性成了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活動形式。許多的團體活動，都會安排卡拉OK歌唱的節目，在這裡，當然是公開性的演唱，而非    KTV式的隱密小圈子。藉著「私密性」，使得這種演唱方式普及化，而致使在公開場合中，因為它的普及，成了公眾活動的重要項目，這也算是一種弔詭吧！更因為卡拉OK歌唱的公眾化，它也成了公眾人物著意的對象。不論歌喉如何，政客們也往往要在公眾場合引吭高歌，以討大眾歡心。（效果如何有待評估）當然，幾年前郝柏村任行政院    長時的「三點半」禁令，惹起的一陣風波，至今早已不見痕跡。看到現在    KTV興旺如昔，都市夜生活繁華依舊，如今下野的郝先生不知是否感受到當年的「一肚子不合時宜」？

當然了，「時不時」和「宜不宜」恐怕也是兩回事，現實情境和我們所眷戀的景物，也往往異途。西安的路邊卡拉OK也許是牽就於物質條件的簡陋，但這種開放的生活空間，卻讓我不由自主地懷念著過去的傳統卡拉OK，不過是幾年工夫，傳統卡拉OK幾乎全面由KTV取代，這年頭的物換星移還真是快得讓人難以消受。

附記

1992年，我應聘到成功大學歷史系，一些習慣處於台北學術核心圈子的朋友，當時戲說我是｢南下牧馬｣。
開始那幾年，富士的夫人曉容擔任《北縣文化》主編，在曉容的邀請下，我在《北縣文化》發表了幾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