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_1990

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

一個史研所學生兩次學運的觀察

曾平《中時晚報》「時代副刊」1990.5.21

五月二日，李登輝內定提名郝柏村組閣，一時造成人心震動。在官方操控的媒體大力運作稱頌英明，與諸政客紛紛見風轉舵之後，兩天之內，似乎一切震驚疑慮皆已平息，又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祥和氣象」。五月二十日，李登輝正式就職，發表就職演說，原以為會讓國人大大「感動」一番，但是也許「感冒」的人還是很多。國父紀念館內喜氣洋溢，中正廟前卻怒氣沖天。約千餘名學生及合計萬餘人的群眾，在台北市西區遊行示威。四十年來，第一次由民間自發在「普天同慶，薄海騰歡」的總統就職日「慶祝」遊行，李登輝除了說「你們要相信我」、「半無點私心」、「郝柏村對我忠心耿耿，與我肝膽相照」外，是不是該想一想，一個「不在乎民意」的總統，歷史會怎麼寫他﹖
五月初，全學聯結合各弱勢社運團體回到中正廟廣場，嚴正反對軍事強人組閣，原本期望再度掀起三月學運的熱潮，挽狂瀾於既倒。但是五月五日與六日的會師行動，反對聲音卻相當的微薄，郝氏組閣似乎是全民擁戴，天與人歸。五二○的行動．在十多天的動員之後，雖然聲勢大振，但比起三月時的全民怒吼，畢竟是微弱得多。
立法院的變色龍政客，見風轉舵，「深思熟慮」之餘，乃深慶得人。大多數媒體對反對意見力予淡化，甚至全面封殺。不久前為民前鋒的學生，再度成了幼稚衝動的小孩。媒體的壓抑固然是抗議熱潮減退的重要原因，但絕不是根本原因，真正原因必須從正反雙方的社會基礎著眼，才能有比較客觀持平的評估。而三月學運之後，學生唯一可誇稱的成就──建立學運的正當性，在現實中也無情地成了虛幻的泡沬。

三月學運的正當性基礎，就外在而言，事實上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城堡。一般認為三月學運的正當性建立在三方面：其一是官方(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肯定，其二是媒體的肯定，其三是民間的肯定。但這三方面的肯定，在五月卻失去了現實基礎。於是我們看到，李登輝氣定神閒地說，這次學運一定搞不起來：鎮暴警察為抗議學生與民眾「守夜」；中正堂管理處在一開始，就宣稱非法集會若發生衝突，由全學聯負完全責任。我們也看到，大部分媒體淡化、醜化或是封殺學運的報導，五月五、六兩日。廣場上學生與民眾人數始終在兩三千人以內(含旁觀者)，許多計程車司機路過也要罵兩句，說學生不好好唸書，專來製造動盪。     其實在三月學運時，已經很清楚看到其正當性的虛幻與時空侷限。以官方而論，李登輝始終以長者姿態，只肯定學生愛國愛鄉的情操，除此之外，他認為學生不了解政治實務，不懂法律，還要「法學專家」李元簇為學生上課。事實上學運受官方肯定的只是熱情的一面，理性的一面卻「一無可取」。即使就熱情面，官方也埋下了否定學生的伏筆，對國旗問題大作文章，正暗示著學生的「愛國情操」也有問題。
更重要的是，三月學運的方向，正是當局所期望的。李登輝正愁著如何應付老少國代的勒索，學運的發生，正好幫了他順勢拒絕國民大會的脅迫，基本上符合了當權者的利益。認清這一事實，就不能對第二次的學運與當局的關係持天真的樂觀態度，這次學運的抗爭違背了當局的利益。學生既「不理性」，又不怎麼「愛國」，受到無情的打壓是完全可預見的。
就媒體的反應而言，除了一向反對色彩鮮明的極少數報紙大幅報導之外，即使一向具開明形象的，也開始淡化報導。電視上一片頌揚之聲，郝柏村的早泳和早餐也成了「重要新聞」。新聞媒體固然須做到平衡報導的基本要求，主觀上各媒體還是有本身的立場，要求媒體沒有立場是不可能的。但問題是，多數媒體的表現與他們一貫對軍人干政(我不願在「干政」、「從政」和「主政」等用詞上糾纏不清，台灣的軍人干政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郝氏組閣只是將這事實「合法」地搬上抬面)的反對立場卻是極為扞格的。

就民間反應而論，我們必須冷靜地評估，真正反對而且實踐抗爭行動的確實是少數。這又可由兩方面觀察﹕其一，許多人是「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的妥協者，雖然他們不認為郝氏是最佳人選，但是無可奈何，也不認為會發生嚴重的民主倒退，不至於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妥協加支持的總人數可能遠超過堅決反對者。但是當局必須審慎評估，妥協者事實上是潛在的反對者，只要形勢的發展超出他們忍受的限度，這股力量匯聚起來是極為龐大的。從五月五日到五二O，反對聲音大幅成長，已經部分地說明了這個現象。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郝內閣的任命及其整頓治安與投資環境的政策宣示，確實符合了部分民意，尤其是企業界與多數是中產階級的股票族。整頓投資環境意味著企業家可以降低社會成本而增加經濟利益。而在台灣股市的畸形發展之下，大量中產階級成為被股市套牢的散戶，他們的利益也部分寄生在企業的經濟利益之下。企業本身的發展成了他們的直接利益，受害的只是社會各弱勢族群必須再度犧牲「小我」，以換取「國家」的整體利益。
因此，三月學運所獲致的正當性基礎，時移事異，幾乎徹底瓦解。大膽地判斷，學生與異議團體的抗爭若激化到一定程度，五二○式的鎮壓必然再次出現，而鎮壓之後，對「暴民」(學生也成了「暴民」的一部分)的懲治在官方說法及煤體粉飾之下也有可能會獲得多數人民的同情與支持。

以下專就此次學生的一般反應，分析五月學生抗議相對於三月學運何以出現退潮甚至逆流的現象。這些天來，在學生當中常轉到的意見是：三月時對國大的濫權要錢實在已到了忍無可忍的最後關頭；而這次的郝氏組閣，雖不滿意，但是仍有待進一步觀察郝內閣的施政表現，不如三月時直接而立即的危機。也許因為對兩次危機的評估有異，造成了五月抗議學生動員上的障礙。
平心而論，三月的政治危機事實上遠不如五月危機之既深且遠。大家知道，國大的胡搞，只因李登輝為了當選總統，節節退讓。坦白說，即使當時沒有全國各方的怒潮洶湧，沒有學生的靜坐抗議，即使國大通過了所有違憲的議案，仍然不足以構成國家的重大危機。因為國大只是國民黨內高層權力鬥爭的棋子而已，他們本身沒有足夠的實力後盾來堅持他們一時獲得的交換利益。李登輝當選之後再進行剷除國大違憲體制的工作，在全民的支持下，是輕而易舉的。三月的危機是立即而直接的，這雖沒錯，但是危機沒有實力作後盾，卻是容易解決的。五月的危機，雖然不那麼明顯(其實從立委和媒體的反應看，已經很明顯了)，但是危機一旦形成，卻是盤根錯節，難以根除的。
軍方一貫的反民主教育，仇視異讖分子，對媒體、政務、校園的滲透與操控，直接介入選舉、實施黨派教育等諸現狀，如果說不是軍人干政，那算什麼呢﹖軍人干政不只是赤裸裸地槍桿子出政權，更是在社會政治結構及文化意識層面的滲透與控制。郝氏民主理念與實踐素養之欠缺，看看莒光日節目，翻翻報紙就很清楚了。而郝氏在軍方實力之強大，更是眾所周知。這樣龐大而逾越本分的軍方力量，以及如此不具民主素養的軍事強人，若要說軍人從政（或主政）不是干政，要說不必憂慮民主倒退和白色恐怖，未免是過於天真的樂觀。
我個人不主張以「軍人性格與思維方式必然反民主」這樣的普遍命題反對軍人組閣，我也不反對除役後的軍人可以從政甚至主政。但這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在軍隊國家化以前，在軍隊還是黨派私器以前，台灣是沒資格談軍人從政，更不必說是主政。第二，即便軍隊國家化之後，軍人從政在一定層次上的職位，必須有除役若干年的制度限制。這不是對軍人的歧視，而是基於軍隊是國家唯一擁有合法強大武力的群體，必須在制度上有效杜絕任何以武力干政的可能。

當然我們也許可以樂觀地預期，郝氏組閣之後，很可能會適度調整他的軍人身段，展現出前所未見的民主開放。但是也可能的是一邊放，一邊收，以似是而非的所謂民主，打擊反對勢力與弱勢團體，成為台灣的盧泰愚，但是盧泰愚在韓國固然擺出許多民主身段，被捕的異議分子卻日益增多，而結合資本家利益的結果是工潮、學潮愈演愈盛。郝氏組閣的公開使命就是整頓治安與投資環境。這兩項使命可以這麼理解：以不具公信力的「公權力」，讓五、六輕與核四廠強渡關山，公民投票只是「參考」；若有勞資糾紛、環保抗爭，則動用公權力「處理」那些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其實是當權者利益與資本家利益的結合)的障礙。投資環境改善了，受害的人永遠是那些弱勢的族群。而所謂整頓治安，可預見的也只是以赤裸裸的軍警力量加上嚴刑峻罰。
作為一個主政者，必須有這樣的認識：治安問題絕不單只是治安問題，它必然是伴隨著歷史社會的變遷而導致的社會結構失調而來。治安問題只能是社會問題，不能就只是治安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李、郝二人口口聲聲要整頓治安，卻完全不見他們在這方面的任何主張。可以說，李郝體制的短期目標是在權力場中爭勝，中長程目標是照顧既得利益階層，以剝削弱勢族群為代價，而完成表面中的國家整體利益及實質上的當權者與資本家利益。
這也就是在此次郝柏村任命案中，正反雙方意見的社會基礎差異之所在。何以只有少數學生、知識分子與弱勢社運團體旗幟鮮明地反對，而其他人不是支持，就是接受，也就昭然若揭了。     以上還只是最樂觀的預期，也就是﹕在民主的體制上，拋棄了社會正義。但是郝氏是不是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連民主體制都拋棄了呢﹖李登輝若對他不滿，能換得掉嗎﹖那些搖著尾巴的所謂立委們，真的能夠有效制衡郝柏村嗎？坦白說，我對總統和立委都沒有信心。

但是在許多學生與民眾的評估中，三月危機顯得那樣急迫，而五月危機都是那麼模糊。於是多數人說，讓他做看看﹗也不再有激情到中正廟去抗議，甚而指責那裡的學生在製造不安與危機。這有兩個可能，一是對郝氏組閣有樂觀的期待，認為民主體制仍可維持正常運作。一是對弱勢族群必然受到壓制的未來，也許同情，但不那麼切身相關，於是表示愛莫能助。
如上所述，每個學生都是依他們自己的理性判斷決定他們的行為，因為對危機感受的不同，再加上這次的抗爭有明顯的階級利益的區分，學運的動員能量乃大幅縮減。從三月的學運到五月的逆流，我以為至少有兩件事可以從中得到教訓，而藕以思考學運未來的走向。首先，學運的正當性只能是內省的，而不是外加的，尤其不能期待當權的政治霸權與由當權者操控的文化霸權的認可。因為當權者永遠有他們的主體性思考，趙孟能貴之，趙孟亦能賤之。這次學生出動小蜜蜂抗議各媒體，如果只是抗議，那是對的。如果還期待文化霸權的肯定，那終究是虛幻靠不住的。其次，學生必須要認清「學生」本身也有其複雜性，並不是單一而無階級利益的純潔群體。因為學生的出身、成長背景，也因為現代學生提前社會化的結果，學生本身也是諸般利益競逐的場域。因此不應該期待每一次的學生大團結，因為學生不是經常團結起來的。只有結合志同道合，有共同關懷的同學，為自己的關懷努力、奮鬥，才不至於有不必要的因動員失敗而產生的挫折感。也不必因勉強的結合而產生不必要的扭曲與衝突，而能夠清楚明白地掌者自己的大旗大步向前。

 

附記：

這是我用｢曾平｣為筆名寫作的第一篇文章，雖然我的寫作發表少之又少，但是這個從母姓的筆名，仍然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經歷。
1990年，李登輝提名郝柏村任閣揆，引發反軍人干政運動，但是運動聲勢薄弱，並未得到普遍的社會支持。我在一場反軍人干政的街頭遊行之後，失落地回到家裡，奮筆寫下這篇｢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發表時的副標題是編輯加上的，當時我博士班第四年，已經是學生身分的最後階段了)，投書中時晚報。中晚接受了，以幾乎整版刊登這篇四千多字的長文。當時的主編是羅智成，與我聯繫的編輯是林慧峯。後來林慧峯轉達羅智成的意思，問我是否願意到中晚時代副刊任編輯，我婉拒了。在此之後，我陸續在中晚時代副刊發表了幾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