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7日 星期五

昨日青春

昨日青春

2014年春日臉書八帖




青春如火

革命青春之一 2014/3/22


2011年,我主編成大八十年校史【成大八十‧再訪青春】,以五冊紙本、一部紀錄片的套書形式發行。其中第二冊《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由我和張幸真合作撰寫。該書分三篇,第一篇「殘夏流明」由張幸真撰寫,主要紀錄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受難的成大師生;二、三篇由我執筆,第三篇「重訪/返西格瑪」,寫成大校史中的一個傳奇社團__西格瑪社,已發布於我的部落格「洗鉢記事」中。第二篇「青春如火」,紀錄1970年代初期,發生在成大校園中的兩個政治整肅事件:1972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成大大陸社事件」。

紀錄片﹝南方有嘉木:知識份子與社會實踐﹞(張幸真製作、江志康導演、我參與策畫)與 《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相表裡,有興趣的讀者兩者對看,更能了解我們希望表述的完整意思。

﹝南方有嘉木:知識份子與社會實踐﹞中訪談了成大共產黨事件中死裡逃生的主角之一吳榮元。而紀錄片破題的事件,是成大激進社團零貳社發動的反國光石化遊行。受訪的學生是成大政治系,零貳社創社社長林飛帆。沒錯,就是這次反服貿攻佔立法院議場的學生總指揮,台大政治研究所學生林飛帆。

在 《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的封面,我放上了1970年代西格瑪社在成大榕園(當時稱「大草坪」)聚會的一張照片,圖說中我寫著:「大草坪(榕園),盜火的孩子的青春身影」

我在《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的序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中,曾引述鹿橋與錢永祥如是說:

悟道前的小王子,果斷地分辨善惡,如同對抗邪惡風車的堂吉訶德,義無反顧;老法師開示後的小王子,則像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可能,體會到抉擇之艱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說大人則藐之」,然而君子敬「畏天命」,正是如此。

川本三郎回顧他的1960年代的革命激情與迷惘,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的書前扉頁,引述了樹村MINORI的〈贈品〉

從此以後我們長大了
曾經是小孩的我們大家都長大了
我們之中一個人為了留學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
另一個人 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拍成電影﹝革命青春﹞

青春如火,懷抱理想、燃燒著熱情的年輕孩子,如果在事過境遷之後,還能不悔其年少輕狂,也許可以在夜深人靜時,靜靜地,玩味那段話與那首詩。

祝福一切懷抱著天真理想與熱情面對這個世界的孩子,祝福一切童心未泯的朋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革命的初衷是溫柔的心


革命青春之二 2014/3/23



革命啟始於浪漫,持續於理性,成就於責任倫理的深省與承擔;
革命終結於理性的缺席,敗壞於承擔之拋棄,背叛於浪漫的消亡。

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憤怒於人間的不義,也不忍於在不義下受到傷害的人們。
不忍人之心是溫柔的心,也就是善的開端。
憤怒首先來自於溫柔。

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引述法國導演Chris Marker在以日本1960年代末期學運為主題的紀錄片﹝沒有陽光﹞中的一段旁白,作為他回顧自己在狂飆的1970年前後的激情與迷惘的敘事開場,這段話也成為中譯書名的來由,請容我長篇轉引: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我對他們的烏托邦理想國雖然並不心動,不過,至少他們以原初的聲音喊出了自己的主張……
學生之中,有以肅清之名在山中互砍對殺;有因過度研究應該打倒的資本主義,而當上最佳核心要角的。跟其他運動一樣,這裡有陰謀家也有功利主義者。不過這個運動,就像切‧格瓦拉說的那樣,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所以,我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雖然,純真熱情的孩子,經歷革命的洗禮,一夕之間長大了,他們/我們之間,有的人「為了留學,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投身資本主義的大本營。有的人「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當行動的要求凌駕了原初的理念,目的扭曲了手段,純真的革命常常異化而成為他開始時所反對的那一端。

但是,回顧所從來之處,「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在最初的時候,二十歲的的確確是最美的季節。
跟Chris Marker一樣,我也「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勿忘初衷!勿忘初衷!任何時候,念茲在茲,別讓那顆溫柔的心不知不覺中走失了。
年輕的革命家,「志堅定而不惑,氣剛直而不亂,知清明而不蔽,心溫柔而不硬。」
如果有哪個片刻,當我們驚覺自己的心腸硬了起來,那就是開始要背離了原來的道路。
革命與反革命,只是一線之隔。當溫柔的心消失而硬起心腸時,革命就成為反革命。




殺君馬者道旁兒

革命青春之四 2014/3/24


悲壯與犧牲可以是每個人自我生命的選擇,但沒有一個人可以鼓舞別人走向悲壯與犧牲,那不只是不負責任,同時是極度的不道德。

這篇貼文,昨天下午寫完,想今天看看再修訂貼出。還來不及貼出,學運中的鷹派強硬衝入「佔領」行政院,引發了政府的鎮壓。我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只是比我預期的早了幾天。

昨天晚上十點半,當我後知後覺地知道行政院現場風雨欲來的態勢,焦慮地在臉書上寫上「殺君馬者道旁兒」七個字,沒作解說,卻可能引來一些朋友誤解,以為我借喻學生為「道旁兒」,被殺的「馬」是馬英九。老友富士立刻明白,為我做了簡單詮釋:

「王健文學長用風俗通義的典故說:殺君馬者道旁兒,提出他的憂慮,似乎擔心學生在觀眾的喝采聲中拋頭顱、灑熱血!這也是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辭北大校長時引述過的一句話。大家慎思!」

這是我真正的意思。楊照在一篇文章中更詳細闡釋這句話的古典與近典,請恕我偷懶,長篇徵引幫助不熟悉的朋友瞭解

楊照說:
「1919年在北京發生了“五四運動”,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隨後請辭,辭職時給北大師生留了一封信,上面簡單說著:“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裡面用了一個冷僻的典故,出自東漢時的“風俗通義”,講的是一個人得了一匹好馬,很喜歡騎著馬在道上行走炫耀,道旁小兒看熱鬧就頻頻鼓噪,人和馬受了鼓勵,就愈跑愈快、愈跑愈狂,終致好馬累倒不起。有識者嘆息地對馬主說了這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也”。短短的一句話,在那樣情境下,寓有多層深意。蔡元培當然不是個保守、維護舊秩序的人,不然北大也不會在那個時代充滿活力,更不會成為發動“五四運動”最主要的力量。不過蔡元培看到了,推動學生上街的,除了愛國的理想主義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他最擔心的,最覺得需要提醒學生防範的,不是逮捕學生、試圖鎮壓學生的北洋政府,而是表面上看來站在學生這邊,鼓掌叫好催促學生更積極、更激進的群眾們。這是蔡元培經歷了清末革命狂潮後,獲得的深刻智慧。當時北大師生不一定能夠領會,然而每次只要掀起群眾狂熱,我們都能從蔡元培引用的這句話中,得到冷冽的體認。」

群眾運動常常循著一定的生命軌跡運行,少有例外。當群眾運動壯大後,內部的分裂、路線的爭執、領導權的競逐,都逐漸會浮現。特別是群眾運動陷入持久戰,遲遲沒有顯著的戰果時,前述的種種紛爭在焦慮中會更加強化。激進與溫和、鷹派與鴿派的對立永遠存在。特別是,就像余英時論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激進化般,運動中並不存在著一條穩定的中線,他一直會被激進的一方往那一端拉扯。前一天的激進主張,可能在後一天迅速被更激進的主張所取代,轉眼成為「沒有動能」的保守份子。

一開始佔據國會,相對於過去的群眾運動是激進的。但是當支持者不斷合理化之後,他就不再是激進、而是尋常,甚至在更激進的佔據中央政府主張出現時,困守國會的人轉眼成為保守派。
如果攻佔中央政府的主張與行動在此刻被社會或支持者正當化,除非立即能收割戰果,否則,往更激進的方向再挪移,是很可能的發展。那會是什麼呢?
那條任何國家社會都該存在的秩序中線應該劃在哪裡?我們能容許它不斷往極端挪移嗎?

「殺君馬者道旁兒」要說的不只如此。群眾運動中的激進取向常常是被鼓舞出來的,看著駿馬飛奔,道旁小兒歡呼鼓譟,受到鼓舞,馬蹄狂飛不止,終致力竭而死。
這些天發生的事情,飛奔的駿馬以學生為主體,道旁小兒卻轉成年長的老師或運動前輩。

本來應該提供更多歲月累積智慧與閱歷給年輕學生的師長們,許多人都表示要向學生學習、追隨學生的腳步,爭相的說孩子你們比我們更好,或者懺悔自己年輕時做得太少,對學生的行動無保留的喝采。
中年人對年輕世代謙卑,也許不算是壞事,至少好過倚老賣老地教訓年輕人。但是,年輕世代需要的可能不止是掌聲,還需要商榷與提醒。癡長數十寒暑的人,如果不能對年輕人有增益他們的貢獻,從某個角度來說,也算是一種不負責吧!

以下是我昨天已草成的文字,原題是「不只是掌聲」




不只是掌聲

革命青春之三 2014/3/23



這些日子,網路上流傳著一種新的文類,四、五十歲的年長一代,不論二、三十年前是老革命、不革命還是反革命,紛紛表達「向學生學習」、「孩子,你們做得比我們更好」、「追隨學生的腳步」的意思,有些人懺悔自己當年不夠努力,讓現在的年輕學生必須有更辛苦的承擔。
這些當然都是好事,至少絕對好過老氣橫秋地教訓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

年輕的學生們,當然需要鼓勵、需要支持、需要掌聲。但是,也許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掌聲。

「只」能得到掌聲,也許會讓他們失去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東西?

韋伯(Max Weber)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偉大的演講稿中如是說:
「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他首要的職責,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我是只那些相對於個人黨派意見外,令人不快的事實。」
除了掌聲之外,學生也需要學習認真面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以及那些也許「令人不舒服」的事實。

長者與少年不應該站在不對等的立足點,過去的家父長權威早該被拋棄,但是如果走到另一個端點,那又意謂著什麼呢?

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不是憑空聳立,而是站在前浪的肩上,才得以超越前浪。
年輕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掌聲,他們只需要我們和他們站在同樣的立足點,與他們平等對話,或者相互辯論。
除了掌聲,年輕世代還需要提醒。如果年長世代更綿長的時間深度、更豐厚的人生閱歷累積成的智慧與經驗不能對年輕人有所助益,我們才真要覺得羞愧。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三十幾年前的大學時代,我和一位中學同學同去拜訪國中時的啟蒙老師__吳英長老師,吳老師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生的重量。

當時老師對我們說:「你們之所以這麼些年後,還會想來找我們這些老師,是因為我們也一直在進步。」

有時候你年少時欽佩一個老師,成長後再相遇,卻感到失落,因為你早已超越老師了。但是當老師也一直精進,雖然我們未必不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卻永遠對老師存在著敬意,在老師身上也永遠有著學不完的工夫。

吳老師就是這樣的老師,無論你自己有著怎樣的進境,老師永遠走在前頭,等著我們跟上去!

中年的一代啊!我們只需要平等而尊重地與年輕世代對話,不必低著頭彎下腰地過度謙卑,然後,真正的火花會在這當中迸發。

已故建築大師路易斯‧康形象地譬喻學校的起源,是我最喜愛的學校寓言。
路易斯‧康說:「在一棵美麗的樹下,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老師的人,和一群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人,開始了談話。」

老師和學生都忘了自己的身分,因此,他們彼此能對等地談話。但是,作為知識與人生的先行者,老師終究還是扮演著與剛跨入人生道路的學生不同的角色。學生可以自主抉擇是否要遵循老師曾走過的路,但是老師至少可以告訴學生他曾見識過的生命風景。

路易斯‧康說:「這就是學校的起源。」
不同世代的關係也該是如此。





人生的縫隙

革命青春之五



「也許妳嚐試透過那小小的縫隙張望另一個世界,多半妳還是堅守在原本的世界裡。但是,至少那讓妳發現,有另ㄧ個世界的存在。而那個世界的道理,也許妳仍不能認同,至少妳願意相信,那個妳所不相信的道理,可能同樣是個深刻的道理。」

在這個互刪臉書好友,人際關係根據政治立場重整的瘋狂時刻,也許更應該冷靜下來,認真審視跟自己不同的態度、思想與主張,暫時放下自己,把自己既有的成見先放在一個現象學的括號之中。把自己滿溢的心空出來,才可能看見他人,也因此更能看清楚自己。

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在臉書感慨與所尊敬的老師意見相左,我給了回應,我希望她和她尊敬的老師能不介意我與更多人分享那樣的對話:

「掙扎了很久要不要去上某一堂課,那位老師是我來到成大後,最敬重、最喜愛的老師,大一時曾經出於崇拜,找了很多他以前寫的文章來看,他真的教會我很多也啓蒙我很多,但,在這次反服貿的事情,出現了相左的意見,但老師還是給了我很多寶貴的建言,他教我的已經不只是課堂上的,而是生命歷程中總會出現的無奈和情緒,我要好好的保存我在此次三月反服貿學潮中所寫的每一篇記文,十年後、二十年後拿出來看,問問我自己是否也經歷了些什麼,讓未來的我選擇如此生存著。」

「○○,我想我知道妳說的那位老師是誰。妳剛進成大遇到那位最尊敬的老師,正好是22年前我到成大教書第一年,遇到的那位最傑出的學生。妳找遍他的文章拜讀,我上課沒多久就被他在課堂上糾正錯誤,當場認錯。妳深受他的啟發,我也從他放棄大學文憑的那ㄧ刻,直到現在成為同事,仍為他堅持理念絕不打折扣的人格風範,深受感動。我與妳相差超過三十歲,居然深深地受到同ㄧ個人的啟發,可謂有緣。自己堅定的信念,熱血的行動,卻與所尊敬的人相左,想必妳感到沮喪。我想妳對自己相信的事,行動的抉擇,並不動搖,只是心有憾焉。這樣的失落,於妳未必是壞事。青春如妳,有著清楚完整的自我,對世間不義感到憤怒,有著理想且有果斷的行動力。這樣的時候,出現了人生的縫隙,勿寧是樁好事。我所謂人生的縫隙,意謂著在自己熟悉的世界之外,透過那縫隙,隱約可見另外ㄧ個世界,ㄧ個陌生的世界。這樣的縫隙,只會在妳尊敬的人身上閃現,也可能瞬間即逝。也許妳嚐試透過那小小的縫隙張望另一個世界,多半妳還是堅守在原本的世界裡。但是,至少那讓妳發現,有另ㄧ個世界的存在。而那個世界的道理,也許妳仍不能認同,至少妳願意相信,那個妳所不相信的道理,可能同樣是個深刻的道理。人生的縫隙,不是常常會出現的。妳的惆悵我明白,但是,或許,那是ㄧ樁值得慶幸的事。」




兩種真理

革命青春之六  2014/4/3


二、三十年前,我參加了當時台北進行的每一場反核遊行。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是當時反核運動捲起千堆雪的重要催化因素。反核的主張與態度,三十年如一日,沒有動搖過。車諾比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陽曆生日,我一度這麼想,自己生來的宿命就是要來反核的吧!
儘管反核三十年如一日,我還是不能接受許多從福島核災後的新近反核者,將反核與否上綱為道德命題。聞道不論先後,但是公共政策的討論變成道德議題,總是讓我感到不安。

這讓我想起二十年前看過的一本書,由核子物理學家J. Trainer 與作家兼編輯M. Kaku合作編輯的 Nuclear Power : Both Sides 《核能兩面觀》。
這是一本冷靜而節制的書,有別於一般的著作正面宣講自我的主張,反倒是嚴肅地提供一個平台,讓相對的兩種主張可以在其中對話。

兩位編著者表示:
「我們相信,只有一本提供雙方友說服力論據的書,才能澄清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準確的提供易理解的事實,讓人們對『是否與核能共存』作出自己的結論。」「為了能公允代表雙方,我們所邀請的撰稿者都是該陣營中的權威。在這些有決定性,且食而火氣十足的權威中,包括了物理學家、經濟學家、工業家、環境學家、地質學家、大學教授、研究所主管,他們對親核能與反核能提供了有根據的、有說服力的論據,不僅表明己方的主張,提出科學根據證明每一個論點,而且也針對對方的論點提出辯駁。」

這樣的編輯態度,讓我深深感佩,也從這本書開始,我學習著在面對異己的不同見解、不同價值信念時,必須戒慎恐懼地反覆檢查,我是否真正瞭解站在我對面的人的本意?從而我也會不斷自我檢查,我所相信的主張真的無懈可擊嗎?

這樣的態度,我在初來成大教書時,寫了兩篇短文給年輕的學生,一篇是〈攻乎異端與扣其兩端〉,另一篇是〈不苟同也不苟不同〉,現在都收錄在我的部落格「洗鉢記事」中。我摘錄其中一些段落來進一步說明。

孔子曾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體是說:攻治、習知異端,是有害的。宋儒的解釋說「異端」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孔子的年代還沒有楊朱、墨翟,所謂「異端」是楊墨之言,顯非孔子原意。讀書論理有個重要的原則,必須要對任何一句話的對話環境與言說脈絡有所解析,而不是單就表面字義來看,才能得到真切的認知。「對話環境」指的是言說者說話的時空情境是什麼?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言說的對象是誰?「言說脈絡」則意謂著對前後文的整體理解,而非斷章取義。前述宋儒以楊墨為孔子的論敵,以楊墨「無父無君」(要注意的是,這只是孟子對楊墨的批評,未必是楊墨的真意)為孔子的對抗意識,顯然張冠李戴,時代錯置。但是這樣的理解再結合上戰鬥力旺盛的孟子,「聖人之道」與如洪水猛獸的「異端」,就成了敵對性的關係。當自認為站在「聖人之道」(也就是真理、正義)的一方時,作為對手的「異端」,便成了魔鬼般不可碰觸的穢物。不必認識,更不得理睬,才能更堅守自己對「聖人之道」的純淨信仰。

 《論語》措辭簡約,要追究其言說脈絡與對話環境,極為困難。上述的八個字,究竟真意如何,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宋儒的認知除了把對象弄錯外,是否絕對背離孔子原意,我不敢下斷語,但是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卻提供了另一種對待知識的態度:「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識的追求,首先在謙卑地去除成見,然後窮究事物的兩端,進而竭盡知的可能。若先執其一端,忽視另一端,則不能窮盡,從而不能得到完整的知識。換言之,在這種態度下,「攻乎異端」,不只不是禁忌,甚至是認知過程中必要的手段。

「攻乎異端」,同時「叩其兩端」,這便是我建議的讀書態度,也是行動論理的態度。

另外,關於「不苟不同」,我要說的是,尋常人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當我們開始建立自我的同時,往往宣稱自己對不同主張與見解「不苟同」。很好,這是獨立思考與獨立人格的第一步。
但是,比較少有人反思的是,我們對自己所不同意的主張或見解是否能有「真切」的瞭解?也就是,如果你並不真正深入瞭解你的對手時,這樣的反對是欠缺真實意義的。

「不苟同」也「不苟不同」,真實的對話才能開始。《核能兩面觀》的編者所嘗試創造的對話平台正是如此。
 
黃武雄在《童年與解放》這本1990年代台灣最重要的教育改革哲學祝作的書末,引用一段哥本哈根的古諺:

「世上有兩種真理,第一種真理是眾人皆知的常識,它簡單明瞭,以致於其否命題一眼便看知不能成立;另一種真理則為所謂『深刻的真理』,這種真理的否命題恰好也同樣是『深刻的真理』。」

如果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站在絕對正確的一邊,對面的敵人在意理上是如此淺薄而不堪一擊。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也許我們自己「也是」 (或「才是」)淺薄的一方。

解放自我請從尊重且真實地認識異己開始!





唐吉訶德還是哈姆雷特?

革命青春之七  2014/4/4


成大八十年校史的第二冊《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我執筆的序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中,紀錄了鹿橋與成大結緣的一個故事。
1979年,《未央歌》的作者鹿橋,來到成大演講,當時的《成大新聞》記錄了演講內容,其中一段如下:
現在,我講個故事以做為今天演講的結束,有關「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九歲時跟著法師出去學武術時,……是很聰明、有決斷、有點英雄氣慨的小孩。寫他學劍的時候,不是為了劍法之美;學經典的時候,不是為了經典之美,而是有目的的。我寫他有點權術,也像是個好國王,而且他過去判斷,善惡之間都沒有錯,一劍下去,一定是劈得正確。直到最後一天,老法師真正考驗他,分成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突然問小王子一個問題:我是善是惡?小王子提起劍來劈不下去……法師繼續講:「你要是沒有做決定,因為你只有一劍的機會,被人把你劈死,也不過就是死了。假如你劈了善,放了惡,卻是世世代代解決不了的結。」……我們人要想真正擇善執著的話,不是隨便劈一個。
鹿橋來到成大,正是台灣開始風起雲湧,走入狂飆的八○年代前夕,演講中小王子的故事,也成為激情時代實踐者的一個隱喻。

就如同七○年前後的憤怒青年錢永祥,在鄭鴻生《青春之歌》書跋中回憶:
當年的我們,豈不正是渴望擁有堂吉訶德般的果決鬥志,去向邪惡的風車挑戰,卻偏偏如哈姆雷特一般,由於缺乏信仰所帶來的力量,連風車代表什麼都還要再三、再四琢磨?這兩個典型的對襯,豈不正代表著行動與猶豫、信仰與懷疑的對立嗎?

悟道前的小王子,果斷地分辨善惡,如同對抗邪惡風車的堂吉訶德,義無反顧;老法師開示後的小王子,則像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可能,體會到抉擇之艱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說大人則藐之」,然而君子敬「畏天命」,正是如此。

青春熱血,怒目少年,善惡分辨如此分明,言語行動如此果決。
且待過盡千帆,方知青春能否無悔?

川本三郎回顧他的1960年代的革命激情與迷惘,寫下了革命的青春懺情書《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值得反覆閱讀思索。

日本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1928-2007)在一本與小說家小川洋子對話的集子中時說:
「如果硬要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就會喪失重要的東西。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靈魂,這是我對靈魂的定義。」「靈魂就是試圖明確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時所喪失的東西,善惡也一樣。」
旨哉斯言!



一張老照片與一個小故事 

革命青春之八 2014/4/20


學弟宗憲轉給我一個連結,文章以學運中林飛帆的軍綠色外套為主題,討論服飾與角色之間的微妙連結。文章最後對比了1990年三月學運時一張舊照片,照片中一位著軍綠色外套的學生站立、手指前方憤怒陳辭。那篇文章如此陳述:

「林飛帆與他的 MUJI 軍裝外套,在太陽花學運裡成了鮮明的 icon,他本來就是個帥氣的男孩,大概穿什麼都好看,不過這件外套使他看起來更有自信和更有權力,更像個心裡總藏著一個男孩的男人,因此也更迷人了吧。但是,這當然不是林飛帆的專利,非常巧合地,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就有前輩穿了 M65 在抗議了。請看最後一張照片,圖中站著的這位同學,便是現在的政大台史所副教授李福鐘,他正指著什麼憤怒地發言,相較於身邊坐著並戴著紙帽或斗笠的同學,穿著 M65 的他看起來多麼帥氣專業,於是在那樣混亂激動的時刻,他必然顯得更具有說服力。」

宗憲問,那張照片中,坐在福鐘左側第二位,戴著綠色鴨舌帽、大眼鏡的是不是我?

是的,那個不帥氣、不專業,在群眾中毫不起眼、沒有說服力的是我。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現在當年三月學運中的影像。



這讓我再次想起關於學運、關於福鐘的一個小故事:

三月學運時,學生群眾群聚坐在廣場,面向國家劇院(?),學生群眾之外拉起學運糾察線,憑學生證或名牌才能進入,分隔了學生與市民的抗爭空間。聲援的市民在外圍,民進黨僻在一隅。國家劇院的階梯,則分隔群眾與指揮體系,發號施令的演講台在階梯中段,學運高層指揮體系校際會議則在階梯上劇院迴廊開會決策。
這樣的空間權力關係、寡頭指揮體系,在最後一天受到廣場群眾質疑,於是以擴大參與的草根民主取代了校際會議與核心指揮群的決策權。

這是另一件事,可以與太陽花學運作對比論述,在此不論。我要說的是,抗爭過程中,輪流有學生、老師在階梯中段發言台上演講,或帶領群眾呼口號。一日,一個學生喊得興起,出現了「學生萬歲」的口號。
我必須誠實的說,一時間,我感覺什麼地方不對,卻也慣性地舉起手跟著喊了那句口號。
當時坐在我身旁的福鐘,卻立刻憤怒地大吼:「學生不要萬歲!」
感謝福鐘點醒了大家,也點醒了當時的我。

不但是學生不能自呼「萬歲」,旁人也不能推崇「學生萬歲」。

太陽花學運的語言政治學中,似乎不再有「萬歲」這兩個字了,畢竟這個世代距離喊「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的年代太過遙遠,他們的辭典中大概沒有這個語彙。但是,語彙沒出現,不代表意識也缺席。同時,向陽的「太陽花」及其潛意識的「大腸花」,類似的語言學檢視與論述,恐怕是運動過後,必須要嚴肅面對的事了。

照片中福鐘站起憤怒前指,是發生在我說的小故事那時刻嗎?我不能記得那麼清楚。事隔多年,我真心感謝福鐘當下的憤怒,他提醒了我,在運動中最容易跌倒的時刻是什麼!








附記

2014/4/7

關於服貿,關於學運,關於公民運動,我要公開表達的意見到此暫告一段落,主要請見我寫的革命青春系列七篇。除非有重大的事件或變化發生,我的臉書貼文不再涉及這個議題。剩下的,需要有更長的時間深度,在此事件塵埃落定後,才能提出我的觀察與反省。
告別此議題之前,重貼「革命的初衷是溫柔的心:革命青春之二」於下,那是我最想要反覆提醒的事情。千萬千萬,別讓仇恨的心意萌生滋長,因為,那恰恰是革命的對立面。


2017/4/7

三年過去了,乾坤未朗、世界仍混沌中,塵埃尚未落定,留下當年紀錄存證所經歷的時代,意義仍待未來詮解。





2016年2月1日 星期一

回歸歷史知識與教育的本質:關於歷史課綱

回歸歷史知識與教育的本質:關於歷史課綱


王健文 成功大學歷史系 2015/7/31初稿2015/11/12二稿

《師友》582期 2015/12

一、緣起

這篇短文匯集我個人的兩篇臉書貼文。今年盛夏,反課綱微調風暴擴大,作為歷史學者、基層歷史教育長期的參與與關懷者,對這樣每隔數年、每當歷史課綱改訂之際,幾乎沒有例外引發社會爭議﹝不能不言﹞,而這樣的爭議,多半來自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對立,常常以政治議題的面貌現身,更本質的教育議題卻隱身其後,難以辨識。
我ㄧ向習於作正向思考,每個危機都可以成為轉機。雖然過程中鬼魅魍魎充斥,卻同時看到滿園百花齊放。歷史教育從來都被諸般背離教育本質的外力扭曲,卻也從來未見如此廣泛地關注討論。雖然多數議論與我們理想中的歷史教育相去甚遠,但是隱隱然地,許多可能茁壯的種子也因此散佈。
這些灑落滿地的種子,未來如何成長?端看此後滋養他們的是陽光還是北風。少年十七八,對黑暗感到憤怒,誰來讓他們看到未來的曙光?
反課綱不必是場有期限的無限戰爭,如果不對歷史教學或教育的本質作深刻反思與鍛鍊,打倒ㄧ個魔鬼常常在邀請另一個魔鬼。

二、程序與專業不合格的所謂「課綱微調」

2000年,周婉窈擔任《新史學》年度輪值主編,我是輪值編委之一。在該年度第一次編輯會議中,我主張《新史學》(或說歷史學者)不應自外於當代社會,我們應該更關心且參與一些與歷史學相關的當代重要議題。我具體建議從基層歷史教育著手。2000年9月9日,《新史學》雜誌社舉辦「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學座談會」,會議記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學座談會記錄稿摘要〉發表於《新史學》11卷4期。
2009年,新史學籌辦二十周年會議,我是籌備委員之一,再次建議在會議中增闢有關歷史教育的場次,我自己發表了〈細節之必要:在歷史教科書中重建歷史現場〉一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部落格中找到。
我長期關心中學以前的基礎歷史教育,關於歷史教育、課綱設計、教科書寫作、課堂教學,在不同時間點上也曾參與了各個不同環節的許多實踐工作。對於課綱問題、教科書的審查程序、乃至通過行政命令制定所謂「不當用詞檢核」,以繞過課綱的方式干預教科書的寫作,我談了很多,也經歷了很多。最近的高中歷史課綱爭議,我有許多看法,很難簡單表達,尤其在如此激情的時刻。
也許我還是必須先說,這次的課綱微調,在程序與專業委任上犯規太大了,這個部份現在的執政者必須受到譴責。但是,反對的一方(當然,反對者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存在著多元差異的,各自帶著不同動機與理由。至少,我個人作為「課綱微調」的反對者,與其他許多反對者,存在著不小的差異),也有太多需要檢視的地方。

三、課綱爭議,既不「歷史」、也非「教育」

中小學歷史課綱,在台灣ㄧ向是政治議題,既不歷史,也非教育。課綱問題千頭萬緒,可以討論的角度很多。
理論上教科書審查與課綱綁在ㄧ起,課綱是審查的準則。實務上教科書審查常常自我擴權,以審查委員ㄧ己之見凌駕甚至違反課綱,強使作者就範。相較於課綱制定形式上尚有公聽審議,教科書審查是更大的黑箱。還有教科書審查委員超越課綱(甚至違背課綱)自為審查準則。這個更為暗黑的黑箱,在不同「朝代」都存在,知道的人可能不多。
除此之外,作為基礎歷史教育長期的參與者與觀察者,我必須說,教科書的寫作與現場教學,才是歷史教育能否帶給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是否能夠培養學生足夠的歷史敏銳度去審視各種不同歷史知識之所由來?的真正關鍵。課綱會帶來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但是好的教科書寫作與好的現場教學,可以將課綱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好的教科書要能出現,前提是不能有無限擴權的教科書審查干擾。
有人主張廢除教科書審查與廢除課綱,這是可以討論的ㄧ個方向,這個想法有理念與實務的考量。但也可能衍生另外的問題,需要更周詳的討論。
課綱制度應否存在?如果存在,規範的強度與界限何在?如果要規範,規範的是事實呈現?史觀定位?還是知識程序與倫理?課綱應該以肯定句呈現所謂「事實」?還是以疑問句提陳問題要求開放性的思考與議論?都是值得討論的大問題。但是,我們只看到多半糾纏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課綱與那種意識型態的課綱的鬥爭,卻不容易見到直指核心的議論。

四、以「疑問句」開啟學生的思維

正如過去多次的歷史課綱爭議,多數議論只是兩種敵對的「教化」觀點的對峙,這樣的討論模式二十年不變,我希望能讓議題回歸到歷史知識的本質與教育的本質。
「教育」與「教化」截然不同。「教化」讓學習者被動地接受知識,意識與價值。那只是一種「偽知識」。「教育」是培養學習者獨立思考的能力與獨立自主的人格,建構自己的知識,形成自己的意識,並選擇自己的價值。
我希望大家能多討論教育問題,而非教化。
當然,程序與專業都不及格的「課綱微調」,是「教化」課題該被批評的一環。只是,二十年來,包括此刻的各種主張,該被檢驗批判的「教化」議題,還多著呢!
歷史教育要給予學生的,不是是非題、也不是選擇題,而是申論題。歷史教育不是要告訴學生我們「應該」稱「中國」還是「大陸」?而是讓學生有機會去瞭解何以有些人主張稱「中國」而另一些人卻主張稱「大陸」?孕育各種不同主張或意識形態的歷史條件會是什麼?
歷史教育應該是以「疑問句」開啟學生的思維,而非以這樣或那樣的「肯定句」來終結學生的想像。

五、重建歷史教育的主體性

近年來,中小學歷史教育成為社會爭議的焦點,卻是由政治議題所引發。歷史作為一種與現實中的世界觀建構有著緊密扣連的知識,其爭議以具社會分歧的政治議題始,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但是從此鳩佔鵲巢,歷史學本身的知識辯論讓位於政治立場的各自表述,則是不容輕忽的扭曲發展。由此,歷史知識異化為各種不同意識型態、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權力陣營、不同利益集團戰鬥的場域。學術的自主性一旦淪喪,歷史學也就成了為不同的現實意識或利益服務的奴僕,歷史教育成了這種教化或那種教化的工具。不論是哪一種意識型態獲勝,歷史學本身永遠是被綁架的俘虜。
歷史教育固不必迴避政治議題,但是為現實中的政治爭議作出選擇,不論是這種選擇還是那種選擇,對歷史教育都是一種傷害。更可能因此導致歷史主體性的失落,淪為政治權力的奴僕,不可不慎。
重建歷史教育的主體性,首要的思考是:歷史教育本身就是「目的」,讓學生經由這樣的學習,能夠瞭解歷史思維的特質,學習體會古人是在不同時空情境與社會條件下創造他們的生命經驗,因此也能夠思考自己在當下的處境與行為抉擇間的關連。讓學生因此懂得如何以「同情的瞭解」來認知感受過去的人與事。讓學生能夠瞭解「過去」、「現在」、「未來」是一條切不斷的鎖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對話」關係。讓學生認識歷史知識建構過程中,「證據法則」的神聖地位,歷史解釋儘管多元,但歷史事實終究只有一個。
因此,歷史不是其他社會範疇的工具,歷史教育不為經濟利益服務,不為政治權力服務,不為特定族群、信仰、意識型態……服務。歷史教育只是給予學生一種具有時間深度的思維能力、一種探究事實的知識建構能力、一種感同身受的情意態度。不多也不少!

六、以「教育」反對「教化」

如果歷史課綱必須存在,如何能避免一次又一次地淪為政治議題的戰場?
我現在傾向的思考是,歷史課綱以知識論、方法論與知識倫理的形式建立,所有的知識內容都只能是建議而非規範。
歷史課綱不須要裁定歷史「知識」的內容,而是通過觀察既有歷史「知識」建構的過程,讓學生學習如何建構屬於他「自己」的歷史「知識」。從而學習如何批判地認識「一切」既有的歷史「知識」,包括批判地省思自己的歷史「知識」。
歷史課綱不須要指引任何一種特定的史觀,而是讓學生能夠解析史觀之所以然與所由來,然後讓學生自己來決定屬於他「自己」的史觀之所當然。
歷史課綱讓學生清楚分辨知識建構與價值選擇的不同,而非將價值偽裝成知識傳遞給學生,不論是這種偽裝還是那種偽裝。
然後,我們確知,這是教育,不是教化。
我們應該以「教育」來反對「教化」,而非以這種「教化」來反對那種「教化」。

附記

去年盛夏,反課綱鬥爭如火如荼,我在臉書上表達一些看法。入秋之前,事稍緩,結猶存。十一月,我沒聽說過的師友月刊陳柏州先生來函邀稿,網路上查了一下,該刊並無鮮明黨派立場,沒什麼理由不給稿。於是連綴臉書上兩段文字,重立小標,就寄了出去,發表在師友月刊2015年12月582期。
大選既了,2016年孟春,新國會開張,課綱問題再度浮上政治檯面,多數黨立委有意提案政治處理。
課綱微調是政治處理,反課綱回應以政治處理,很難說絕對不妥。我的意思是,課綱微調在行政程序上失當,政治處理若限縮在糾正程序,不是沒有道理。但是,課綱微調的實質問題在以政治觀點介入歷史教育,如果新政權在糾正程序之餘,仍以政治觀點介入歷史教育,那只是以暴制暴,歷史教育的主體將再次淪喪。
2015年8月,反課綱運動援引政治力量介入,我曾在臉書發文表達憂心。如今政權轉移,撥前政權之「亂」返新政權之「正」,看似理所當然,但是,我真正關心的是,歷史教育的「正」與「亂」之界定,如果都交給了政治權力,正如我的文章結論所述,那只是以一種「教化」取代另一種「教化」。
「教化」正好是「教育」的反動,不管是哪一種「教化」?誰的「教化」?

2015/8/2臉書文字:

反課綱的核心精神應該是捍衛歷史教育的主體性,抗拒政治的介入,不管是這種政治力量還是那種政治力量,(這個黨還是那個黨,行政還是立法)一概敬謝不敏。
現在的發展是,另一方的政治力正式登場了,而且是受邀登場。
別為了一時,斷送千秋。
多年前一篇學術文字,談到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轉貼末段於下,藉供參考。
文中的學術二字,代換成教育、或是歷史教育,都一樣。
「引清兵入關」的結果,是教育讓渡了自主性給政治。

以下為轉貼舊文:
知識與權力之間,看似權力高據上風,政治秩序統治文化秩序,但是當文化秩序中的師儒建立了獨立自足的價值系統(即所謂「道統」),甚至當社會整體浸潤在「道統」所伸張的普遍意義之中時,「道統」就反過來制約了「治統」。 但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癥結,卻在於「道統」沒有客觀化自我的實踐能力。可以這麼說:「道統」是「自在」但不能「自為」的。因此,「道統」的獨立價值固然有時能驕亢人主(因為「道」是「自在」),但「道統」的落實在儒家的思維中,卻必須要仰賴政治領域的運作(因為「道」不能「自為」),這就讓知識與權力之間的天平,畢竟要傾斜於權力一方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知識與權力的天平,若是傾斜於知識的一方,如漢武帝的尊儒政策,有人說是「儒術的勝利」(邢義田1988),有人說是「政治權威最後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協」(余英時1987),是否就該歡呼迎接知識的勝利呢?徐復觀曾提出了一段極為深刻的警語:

「任何好的學術思想,根據任何好的學術思想所產生的政策,若是為人民所不好,為人民選擇所不及,則只好停止在學術思想的範圍,萬不可以絕對是真、是善等為理由,要逕直強制在政治上實現。所以一切學術思想,一落在政治的領域中,便都在『民意』之前是第二義的,『民意』才是第一義。民意才直接決定政治,而學術思想只有通過民意的這一『轉折』才能成為政治的。這不是貶損學術;而是說政治與學術,各有其領域。
學術的真價,是要在學術的領域中去決定,而不是在政治的領域中決定。……否則極權主義者可以假借任何學術思想為名,以實行殘暴的極權統治;亦即是任何學術思想,在此種情況之下,皆可能成為殺人的工具。(徐復觀1976B)

徐復觀的話是證道之言,事實上學術與政治、知識與權力,在中國的知識/政治傳統中,一直是個難以分割的連體嬰。當「知識」成了「信仰」,又通過「政治權力」來絕對化、普遍化他自身,其為害恐怕要遠過於少了「知識」桂冠的政治權力。秦皇、漢武的思想統一政策,雖說是「政治」介入以支配「學術」,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未嘗不是在「道術分裂」的亂局中,思想世界的戰爭援引政治力量爭勝的結果。當「學術」與「政治」不能嚴守分際,不相侵犯,雖以「學術」為名,但「引清兵入關」的結果,終究是將天下讓位給「政治」,「學術」本身也因此而失落了尊嚴與自主。

在圖書館遇見夢想

在圖書館遇見夢想


王健文 2015/8/24完稿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24期,2015/11


一、

七個月前,我之於圖書館,只是一個讀者。讀者之於圖書館,是最簡單也最本質的「人」與「書」之間的關係。

已故建築大師路易斯‧康曾經這麼形象地譬喻學校的起源,是我最喜愛的學校寓言。
路易斯‧康說:「在一棵美麗的樹下,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老師的人,和一群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人,開始了談話。」
老師和學生都忘了自己的身分,因此,他們彼此能對等地談話。然而,他們只是彼此在對話中忘了自己身分,作為知識與人生的先行者與後來者,在教與學之間畢竟存在著不同角色。
路易斯‧康說:「這就是學校的起源。」
路易斯‧康始終在逼問本質,他在設計的開始,第一個提問的便是,我所設計之場所本質何在?
因此,除了以一個美麗的寓言具象地描繪了學校之源始的畫面,路易斯‧康還進一步問了一個哲學命題:「學校是來的地方?還是去的地方?」
這個關於學校的深刻提問,約略同於先秦儒家關於人性論的兩種論述:人性的善是「我固有之」、還是「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等待召喚;「外鑠我也」,則必須「化性起偽」。
因此,學校是召喚之所在?還是陶鑄之所在?
為了招喚的空間與為了陶鑄的空間,是不同的。這是為什麼窮究源始、追問本質是必要的。

二、

那麼,如果要呈現一個畫面,作為圖書館之源始,那會是什麼?
如果要哲學地逼問圖書館的本質,又可以如何命題?
我心中浮現的是兩幅畫面:
其一,斗室之中,四壁圖書,當中一張古樸書桌,桌前獨坐皓首窮經。
其二,潺潺溪流,兩旁樹林,林間穿梭著有時喃喃頌讀、有時彼此爭辯的人們。
二十世紀初,王國維在他那篇令人讚嘆的《明堂廟寢通考》中,從『室』作為宮室建築源始這樣的思維出發,雄辯地展開宮室發展歷程,最終合理地推斷明堂廟寢的可能型態。
再怎麼繁複的結構,都能夠窮究其原始典型,也都是從原始典型衍生發展而來。而一切或巨大或繁複的宮室建築,回溯室之源始,都能見其本質。
圖書館的原始典型,一人、一室、群書。不會更多,也不能再少。
多年前看楚孚﹝華氏451度﹞,想像一個以焚書進行思想管制的「烏托邦」中,逃避這個烏托邦而遁入另一個世界的人們,信步走在溪畔林間,朗朗頌讀,你是柏拉圖《共和國》,我是黑格爾《歷史哲學》,他是荷馬的《奧德賽》……。每個人是一本書,每本書是一個傳承,書與書之間,連結了異時空的智慧,展開無窮無盡的對話。
圖書館是書本匯聚之地,因此,圖書館的物質表徵是書本。書本承載了知識,知識的背後是人(作者),而人的內在是智慧。
圖書館的源始便是一個匯聚了書本的空間,圖書館的本質則是人與書的相會。
人與書的相會,其實也就是人與人的相會,異時空的人們在虛擬的知識之海中相與對談。

三、

七個月前,我之於圖書館,只是一個讀者。讀者之於圖書館,是最簡單也最本質的「人」與「書」之間的關係,而「人」與「書」的關係,其實正是「人」與「人」的關係。
二月開始,我如同少林寺藏經閣的掃地僧,開始在圖書館服事。作為一個最資淺的圖書館員,闖入叢林之後,才赫然發現,這個年代的圖書館,正在虛實之間徘徊,傳統觀念中的藏書樓,已經在數化資訊的快速流竄中備受挑戰。
數位化閱讀與網路流通時代,讀者與圖書館的關係正在重新界定,實體書刊與數位化資訊之於讀者的意義也仍在渾沌之中。
愈來愈多人表示,未來圖書館應該是個數位圖書館,而完美的數位圖書館應該是個虛擬圖書館。圖書館不需要占用實體空間,不須有滿室書香,不必擺放閱讀桌椅,未來的數位圖書館只是電腦、伺服器,通過網路連結每一個讀者。而讀者只需手中的行動載具,筆電、平板甚至智慧型手機,通過網路,他「就在」圖書館中。儘管他的身體可能在家裡、研究室、咖啡館、球場、公園,但是,他其實「就在」圖書館中。
知識轉化為數位化的資訊,實體書刊被電子資源取代,即便仍未全面轉型,已經是正在發生中的事,正在走的路。圖書館的書刊採購經費,電子資源早已超過實體書刊,佔更高的預算比例。
作為一個最資淺的圖書館員,我該怎樣看待這個沛然莫之能禦的新趨勢?
我該呼喊著「實體書不滅」,抗拒這頭數位怪獸?還是迎向它,加快數位圖書館的腳步?
還是應該走在中間,像走鋼索似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四、

事實是,許多讀者漸漸離開了圖書館。一位大學圖書館的館員分享,她所屬的大學,一位教授告訴她,妳們圖書館做得真好,我現在都不需要到圖書館了,只要在研究室,一切需要的資訊可以一手掌握。
她說,不知道該欣慰還是悲哀?
數位化時代,讀者離開了實體圖書館,沉浸在數位圖書館,虛擬空間取代了實體空間。
圖書館的源始,一人、一室、群書,群書都通過網路來到數位載具之中。
但是,那個林間溪畔,人人信步走過,悄然相遇,佇立對談的想像畫面,也逐漸消散。
集室以為明堂廟寢,王國維所描繪的那個圖像,也正是傳統藏書樓,書本匯聚的場所那樣的景象,迅速裂解為單一原子式的「室」,在浩瀚宇宙中各自孤獨地飄盪。
當然,每個單獨的原子未必孤單,通過數位連結,原子與原子,「室」與「室」之間也許暢通無礙,但是,也許這當中少了一點什麼?
少了人與人面對面時能相互看到的表情、相互感受到的溫度。
實體的書刊需要匯聚在實體的空間,唯有來到這個實體空間才能與群書相會,也因此能與書的作者相遇對話。
因為大家都必須真實地來到這實體空間,因此讀者與讀者可以真實相遇。
讀者相遇之後呢?
在傳統圖書館中,讀者來到圖書館的實體空間,他們儘管與書本背後的作者相遇、殷殷致意,但是,同在圖書館中的讀者,彼此卻可能像是在平行時空中,沒有交集。就像在那林間溪畔,人人踽踽獨行,擦肩而過,相逢卻不相識。
因此,我們若說數位時代的讀者在各自的實體空間孤獨存在,不相往來,他們是不服氣的。他們說,通果網路的連結,我們天涯若比鄰,快速而且大量地交換資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都能被輕易穿越。
反倒是,來到傳統圖書館的讀者,開市即至、閉市而返。離開了圖書館,彼此不相聞問;即便在圖書館之中,他們身體交會,卻各自皓首窮經。

五、

我一開始想像的那兩幅畫面,也許必須同時存在。
其一,斗室之中,四壁圖書,當中一張古樸書桌,桌前獨坐皓首窮經。
其二,潺潺溪流,兩旁樹林,林間穿梭著有時喃喃頌讀、有時彼此爭辯的人們。
圖書館除了是知識匯聚之處,還必須是知識流通之處,同時必須是知識對話之處。
知識的物質性存在,一端是書本,一端是人。
實體書刊與實體圖書館,同樣無可取代的,都是「實體」二字。
「實體」才有氣味,「實體」才有表情,「實體」才有溫度。
數位的世界是我們的時代不可逆轉的趨勢,它帶來前所未有的資訊傳播新型態,快速、大量、便捷。實體世界無可企及。
虛擬的世界必須存在,但是,並非對實體世界取而代之,「虛」與「實」之間相生相成,我們的責任是找到兩者的平衡。
七個月前,我之於圖書館,只是一個讀者。讀者之於圖書館,是最簡單也最本質的「人」與「書」之間的關係,而「人」與「書」的關係,其實正是「人」與「人」的關係。
數位化閱讀與網路流通時代,重新界定讀者與圖書館的關係,重新界定實體書刊與數位化資訊之於讀者的意義,我們必須回頭思索圖書館之源始與圖書館的本質。
再次確認「人」與「書」的關係,其實正是「人」與「人」的關係,我想,我們就會有機會,找到圖書館新的生命契機。
讀者到圖書館遇見了書,也遇見了人,然後,他會在那裏遇見夢想。


附記 2016/2/1


2015年孟春,人生又一次出軌,意外地來到成大圖書館,在藏經閣中充當一名掃地僧,到今天,正好365天。
每年的館刊,照例要請菜鳥僧人供稿,8/24,我交出了這篇文字,作為我來到圖書館學習半年的心得。
數位化與網路時代,圖書館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一方面,數位資訊傳播的快速與便利,讓讀者漸漸疏離了圖書館,愈來愈多人質疑實體書刊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雖然實體書刊在整個採購經費中早已縮減到四分之一不到的規模,在學術資本主義托拉斯的陰影下,電子資源成本抬高的速度如海嘯般掩襲,依然讓高等教育中的中產階級學校備感左支右絀。
新時代新科技,讓圖書館做到了紙本時代未能成就的效能,讓圖書館的資訊服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卻也如同海嘯般幾乎讓圖書館滅頂,並幾乎改寫了圖書館的定義。
是該回頭想想圖書館的本質了,唯有讓淹沒在資訊汪洋中的「人」重新浮現,圖書館才能在這時代找回他的靈魂。